什洛莫·本—阿米

去年12月11日，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争议领土拥有主权，这显然是为了回报该国决定同以色列建交。外界迅速谴责此举为公然违反外交准则。但是，特朗普对旷日持久的冲突所采取的这种轻率态度，却在不经意间证明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皇帝（在这里是主流外交手段的代名词）根本没有穿衣服。

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自己就曾赤裸裸地站在世界舞台上，比如他声称已在与朝鲜的关系上取得了突破，或者大肆吹嘘其政府根本不可行的中东“和平计划”。但无论在美国抑或其他国家，他的前任也没有哪个能够解决上述冲突，尽管他们都奉行了备受尊崇的外交准则。

上述准则与二战后出现的自由世界秩序密不可分。2005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即全世界致力于保护民众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之害，就是这种自由主义外交的典范。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离实现这一愿景却是越来越远。在联合国安理会基于保护责任原则，首次授权实施军事干预行动的利比亚，联合国特使来来往往，但该国的未来却是由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外国列强所决定的。而且，在安理会陷入僵局后，人们再也没有以保护责任原则为由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尽管所谓人民的政府，此后又干下了几场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暴行。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屡屡失败，可以部分归咎于自由世界秩序本身的衰落。早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就越来越不愿意充当这一秩序的担保人（在利比亚，总统奥巴马曾誓言美国将扮演“幕后领导”角色）。再加上俄罗斯奉行咄咄逼人的修正主义，中国放弃“和平崛起”，以及欧盟只专注于处理自身生存的事务，更是加速了自由世界秩序的式微。

然而，从以巴冲突到西撒哈拉争端，这个世界许多最艰巨的外交挑战，均在上述情况出现前就已存在。即使在全盛时期，自由主义外交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尤其因为它经常将治国之道，视为完全脱离不断变化现实状况的一种表现艺术。

就以西撒哈拉之争为例，这是非洲历时最长的领土纷争。1975年，随着西班牙准备放弃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国际法院驳回了摩洛哥对该地区的领土声索，并裁定当地的撒哈拉人（Sahrawis）有自决权。不过，摩洛哥很快就入侵，吞并了这片领土。

自那以后，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撒哈拉是全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1975年仅有居民约7万人，今天或许有55万人，在面积约为西班牙一半的这片区域中生活。其中有三分之二人口是摩洛哥人，不少是在吞并行动后迁移到那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西撒哈拉自决的理由是值得怀疑的。更能反映当地现实的恰当策略，是在摩洛哥王国内部赋予西撒哈拉地区自治权，而这恰恰是特朗普所认可的计划。2013年，奥巴马曾在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联合声明中支持这一做法。

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来实现对被占领土的政治控制，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约60万以色列人目前生活在西岸地区，混居在275万巴勒斯坦人当中。伊朗一直在将什叶派穆斯林迁居至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在土耳其入侵北塞浦路斯近46年后，来自土耳其本土的定居者大约占该地区人口的半数。

这样的所作所为永远不应被认可，但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如果当事各方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外交状态，无视实际权力平衡或冲突时间，就会有利于强势一方将既成事实永久化。摩洛哥西撒哈拉纷争和以巴冲突皆是如此，一味沉迷于欺骗性的两国模式，使得和平几乎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当阿拉伯国家拒绝和以色列签署协议时，它们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巴勒斯坦人至少有两次都是这样的情况。同样，叙利亚拒绝以色列2000年归还戈兰高地的提议，导致了更糟的情况：2019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尽管按照国际法，特朗普的行动不可接受（即使你认可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使用武力合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外交的长期失败，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这也是更大规模单边兼并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最近再次因长达数十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飞地争端而爆发军事冲突，两国最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达成协议，使得阿塞拜疆吞并大量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俄罗斯派出维和部队执行这项协议，而联合国却不见踪影。

特朗普确实要对外交和其他领域的许多问题负责。但事实是，他所无视的那些外交准则，并没有在世界许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中产生效果。而且，尽管他经常行为莽撞，但却很有可能在本来看似无解的冲突中产生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延绵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阿以冲突。

毕竟，因为特朗普，摩洛哥、巴林、阿联酋和苏丹都已跟随埃及和约旦，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许诺印度尼西亚如果跟以色列建交，就给予其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但该国却拒绝接受。特朗普还积极斡旋，在海湾阿拉伯对手之间实现和平，目的是抗衡卡塔尔、伊朗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不断深化。

尽管总统拜登正确地拒绝了特朗普有毒任期的诸多方面，但捍卫前政府为数不多的成就，对拜登将是有利的。但是，要想重振自由主义外交，至关重要的是为跨大西洋联盟注入新的活力。这就需要一个更具凝聚力，且取得现在所缺乏的硬实力的欧盟。

作者Shlomo Ben-Ami是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他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悲剧》（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英文原题：The End of Liberal Diplomacy

把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