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澍　　

以前陪着孩子看德国电视里的儿童剧，有一个讲调皮男孩儿故事的系列剧“总是那个米希尔”最有趣。这个瑞典乡间农家的故事，原著是《长袜子皮皮》的作者Lindgen写的。每当听到男孩儿的父亲被人称为Herr Bauer，我总忍不住想笑。100多年前语境里的德文Herr，相当于阿凡提故事里的“巴依老爷”，也就是说，他被称作农家老爷。看来这个Bauer不是中国人嘴里的农民哦！

反过来，我们如果把人们喜闻乐见的当代小品里的中国农民，说成Bauer，德国人就会显得一脸懵——农民不代表不体面啊。中文的农民一词，原本就代表着社会底层之意，又因几十年的城乡户口壁垒，带上了穷困苦难和被歧视的烙印。

路遥那些长篇小说的主人翁的屈辱和奋斗，是对中文里农民一词最好的注脚，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农民和Bauer两个词之间看来毫无歧义的对译，其实隐含着极大的误解。建立在这种词语误解上，人们会不会错判了社会和制度呢？

欧洲的农民，或者可以被叫作自耕农，历史并不长。以德国为例，普鲁士王国到19世纪初才在势如破竹的拿破仑大军冲击下，不得不进行自上而下的对封建制度的改革。在这之前，这片土地上只有庄园主和农奴，没有多少自耕农。欧洲整体情况类似，庄园主由各级贵族和天主教基督教教会、很少的一部分自耕农构成，庄园里的务农者则是农奴和农工。19世纪后期的工业化中，进城当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原本多是农工，在乡村也并无土地，没有根。现代欧洲除了法国、意大利有一些小农，其他地方都只有身为农场主的农民，没有真正的小农。

70年代上小学开始学英语时，能背得出的少数几个单词里，有peasent，农民。后来上了大学才听说，农民应该叫farmer，当时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前者其实是指前现代的贫农，后者是现代的农场主，都可以简单地被译为农民。

美国是移民国家，农民其实是大小农场主，也就是farmer，即使有一些农工，没有根基，连小农也不算。英国乡村的耕地就算还有留存，也是在贵族和类似贵族的后代手中，没有什么小农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那里乡村的“剩余人口”，当然都进城了。

因此，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在西方语境中是同一个意思。西方的那些农工，原本就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进城当然意味着生存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

回头看中国，历来都是小农家经济为社会基础，进城打工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中国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不多，但的确是自耕农。他们只要耕种土地，就能维持起码的生活，进城是期望生活更好，不是生存的必须。这是中国与欧美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的最大不同。我们不能把城市化当作现代化的必须。

中国的现实是，这些小农，尽管进城打工，在家乡还有根，不然不会有年年声势浩大的“春运”存在。他们对回乡的热情，既是源于对世世代代祖居地的情感，同时也是出于对房子土地的不能割舍。2020年初冠病疫情封城期间正值春节，很多农民工在家，过着无须付房租，也无须花多少钱买食品的日子，因为老家仍然有房子有地。如若不然，他们在城市里不能工作的情况下，生活会陷入窘迫，政府或许就不得不举债发资助，同欧美一样。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农民留在乡村的根，就是中国的优势以及整体社会竞争力之所在。

不过，眼下的回乡只是暂时的过渡。这些农民若是真的回到乡下生活，还能靠农业劳动以及农地里的产出为生吗？肯定不行。农民不能全靠城镇化进入现代化的生活，那么他们在乡间以什么为生呢？总不能全体一致办旅游民宿吧？他们毕竟是小农，不是农场主。

词语的错误意会，导致很多误判。西方人对中国的判断，很多建立在不了解和误解之上。众所周知，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上不友善，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于对中国社会的不了解。

比如，这一年来常常在新闻里看到德国二台驻中国的一位记者在报道时，说不明白民众为什么都自愿遵守居家隔离政策，难道那不是被限制了自由吗？可是他在马路上随机采访的结果，是民众都支持政府，他使劲摇头说搞不懂啊、搞不懂……看着电视里这位记者冒傻气地摇头，令人可气又可笑。没有了解，谈不上理解。连了解的愿望也没有，就只能摇头了。

了解或许就是从最简单的词语开始，要把洋文的原意和中文词的意思含义做个区分对比才行。

作者是旅居德国柏林的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