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号城市，也因此时常被人们称为“魔都”。

根据上海市长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披露的数据，上海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3.87万亿人民币（约7992亿新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3万美元。

仅就GDP总量这一数字而言，上海在亚洲的城市里仅次于日本东京。应当说，上海这一超大城市在过去的一年，能取得GDP正增长实属不易。2020年初的冠状病毒疫情，使得上海的一季度GDP增长率为负6.7%，而2020年最终上海的GDP实现1.7%的正增长。

本文想要探讨的是上海实现高质量新发展的“五五”经。

上海经济新发展的第一个“五”就是“五大中心”建设。按照上海市长龚正的说法，上海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技创新”这“五大中心”的建设上实现重大进展。

关于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定位，早在2007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上海：迈向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王志平，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就做了专门的论述。该书在定量数据的支持下，对上海进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建设的可行性以及挑战性等进行了较好的定性分析。如今，上海作为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是清晰和现实的。

根据有关研究，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基本定义是：全世界经济的组织节点，是调控和指挥全球或世界某区域经济活动的中枢，具有国际贸易、航运、金融和信息中心的功能。

基本特征有：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对世界经济有大的影响力；二、集中了较多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性经济、政治组织，对全球和区域经济有控制性影响力。不久前，上海市就发布一份《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的文件，这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发出了明确信号。

对比上海与亚洲及世界的主要中心城市的各项数据，以及对照以上有关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定义及基本特征，上海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国际信息中心地位显然需要大大加强建设。以移动互联、万物互联、移动支付、电子商贸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或者电子化，为上海打造数字化中心城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上海的常住人口大概有2500万，流动人口约500万，如此的庞大人口保证了上海的各种经济流量，也说明上海吸引人的魔力之处。尽管去年发生的冠病疫情也对上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上海仍然吸引和聚集海外人才20万左右，新增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50多家，累计达到771家。外资研发中心去年增加20家，累计增加到了481家。

这些数字说明上海作为国际主要中心城市之一的独特魅力。上海也已经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三次，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每届均作致辞，这相当有效地提升了上海的国际中心城市地位。在国际组织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于2001年在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被接纳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此外，伊朗、阿富汗、白俄罗斯、蒙古是上合观察员国；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斯里兰卡则是对话伙伴国。

除了政治和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会员国的合作还涵盖贸易投资、海关、金融、税收、交通、能源、农业、科技、电信、环保、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由此可见，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组织，正在日益扩展其国际影响力。这也是上海作为国际中心城市的一个标志。

上海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翼，也在紧锣密鼓地打造之中。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中国将大力推动怀柔、张江、合肥、大湾区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市府也在大力推进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工作，例如，提出建设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三个内涵或者标志，如具有全球影响力，聚焦科技创新，以及体现国际中心城市的优势等。

上海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除了凝聚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以及加大资金投入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与价值兑现服务、科技管理体制等方面需要切实有效的改革开放。

其实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之都，其多元化和开放程度是具有相当优势的，只要在体制机制上容纳更多的开放与创新，不拘一格地广纳天下英才，将他们的创新知识产权予以切实的保护与价值兑现，将上海建成国际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该是可行的。

事实上，上海的发展新局也面临土地的供应短缺问题。为此，上海市提出要建设上海市郊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五个新城，首次将五个新城定位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使它们成为上海未来发展空间中的发力五级。

北京为了解决新发展的空间问题，建设了市郊的通州作为北京的副中心城市，又建设离北京不远的雄安新区。而上海的上述五个市郊地区，虽拥有相当大的土地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普遍存在与上海中心区在方方面面上的很大差距，如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公共交通、服务等很不完善，难以吸引人才前去工作和生活等问题。

然而，上海这五大新城都具有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共性特点，又各自拥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如嘉定的教化文化特征，青浦的江南水乡特征，松江的上海根文化底蕴，奉贤的乡贤美丽文化，以及南汇毗邻东海、杭州湾的独特地理位置等等。这些区域的地域特色与广袤空间，都为上海扩建成国际化中心大城提供了文化与空间上的保证。

尽管上海在建设国际中心大城上有不少看起来有利的条件，但伴随城市人口、体积，特别是能级的提高，上海要成为能与美国纽约等相媲美的国际中心大城，仍然有重重障碍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或许就是科技创新这一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支柱。

此外，过早高企的房价及迅速升高的人工成本，也对上海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现实的障碍甚至威胁。迄今，上海并未孕育出像华为、腾讯等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上海的工业产值甚至已经不敌近在咫尺的江苏苏州。因此，上海如何在中国大陆GDP总量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的新形势下，不但要保持住中国经济之都的地位，而且要努力建成国际上数一数二的中心大城，成为上海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上海要答好这一考卷，仅仅念好“五五经”恐怕不够，而是要大力投资高教，不拘一格地吸引和使用好全世界的人才，在新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在科技创新上，努力占据新高位。

以笔者管见，上海的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如何使“沪”（上海简称“沪”）成为“易”，也就是一切都使人民感到“容易”，方可使上海真正成为国际中心大城。其实，在中国的甲骨文中，“易”字的写法颇像“沪”字。

作者是香港大学物理学教授

复旦大学光科学与工程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