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

自拜登上台以来，在对华关系上似乎采取了一种“戒急用忍”政策。1月25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使用的“耐心”一词标志着这一取向。在笔者看来，“耐心”暗示目前的拜登政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追求美中关系较快的重设和重启。这不是美国有没有诚意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拜登政府忙于应对疫情或者协调两党分歧。

事实上，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已经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也体现了超越两党的共识，唯一的区别只在说话和行事风格和具体策略的采用。

在笔者看来，如果把横亘在中美之间的障碍做一个梳理，大致可以分为“柔性领域”和“刚性领域”。柔性领域包括进出口贸易、部分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教育文化交流等。在这几个领域，拜登政府可望逐步从特朗普的一些激进政策回撤，包括对中国人才采取吸纳而非限制的政策，以及对贸易战实际效果进行再评估，

但是这种回撤也是基于对美国利益的综合考量。拜登禁用“中国病毒”（China Virus）一词，实际上是基于民主党在美国国内一贯的反歧视和多元化意识形态，当然这对于华裔和亚裔群体是友善的，对营造美国国内的团结气氛也较为有利。但是，即使在科技领域，由于某些技术被定性为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拜登政府严防技术被中国获取的力度不会低于特朗普政府。

但是，在“刚性领域”，即新疆问题、香港国安法、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钓鱼岛归属，乃至对中国及中国崛起的总体定性上，拜登政府基本上会继承特朗普政府已有的态度和政策。

在这几个问题上，美国的政治精英，从总统、内阁到国会基本上没有分歧，也不可能对中国做出妥协。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会试图修补和传统盟友的关系来一致对华。另外，从总统就职仪式带有挑衅意味地公开邀请台湾代表参加，也可看出新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耐心”的意涵。

与此同时，对中国尚怀有一定善意，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都有相当影响的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也在逝去和凋零。这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早年受到“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正清书名）的感召，对曾经封闭的中国充满好奇，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持积极肯定态度。然而，这样的热情在今天的中生代“中国通”或政策制定者和建议者那里已经很难见到了。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会越来越以冷峻的态度，面对日渐崛起和复杂化的中国。

期待在中美之间搁置或无视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制度的差异而发展长期的友谊，回到过去那种貌似紧密合作的状态并不是现实的态度。在美国人眼里，这些差异的存在从来都是真切和清晰的，只是由于一些地缘政治考量而被暂时放到一边。

在这种柔性领域可以适当调节，刚性领域绝不让步还可能加码的气氛和心态下，拜登政府自然是“戒急用忍”，并不急于修补和推进美中关系。正如笔者前述的，这种耐心并非因为美国国内问题多多，实则因为兴趣缺缺。

特朗普和蓬佩奥在对华关系上，事实上说出了很多现任班子内心认同，但还未说出口的话，也提前为他们做了一些事，为美中关系的根本转变定了调。寄望于拜登政府处理好国内问题，再拿出“诚意”和中国“相向而行”，可能是会失望的。

作者是美国宾州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