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特朗普已离开白宫，但特朗普主义没有离开美国政治。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世界希望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摒弃特朗普式的破坏性对抗方式，走上务实的大国交往道路。问题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将有助于加强还是破坏全球秩序。

特朗普和冠状病毒疫情的双重冲击，为国家福祉和相互联系的全球秩序，带来了痛苦但必要的考验。特朗普将全球化视为阻碍美国实现其抱负的障碍，冠病大流行却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社会中。

像冠病大流行这样的系统性威胁，是任何国家都无力解决的。如果我们忽视世界上最贫穷人群的健康和生计，冠状病毒将会不断变异，并继续困扰我们，即使是最富裕的封闭社区也无法避免其威胁。

特朗普主义完全无视全球社会紧密相连的这一现实，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或控制它们的精英才能解决全球问题。传统的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战略家，也同样持有这种“部分主义”（partialist）假设，他们通常将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导致零和结果，如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是，对人类安全的所有威胁均内生于世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生态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路易西（Pier Luigi Luisi）在他们的2014年著作《生命的系统观》（The Systems View of Life）中所简述的：“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是系统性问题，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因此，“这些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案”。但是，系统性解决方案会跌入“集体行动”的陷阱，因为各个部分往往无法达成共识，并共同努力去解决整体的问题。

生态学家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认识到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总和。1981年，美国未来学家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指出，人类正走在“生死攸关的道路”上——确保相互毁灭的核战或气候变暖导致的灭绝。40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解决不断上升的气温和海平面、日益频繁且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人为不平等现象的扩大。

幸运的是，特朗普证明了部分主义的解决方案行不通。“美国优先”让美国变孤独。没有哪一个国家，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可以解决本国危机，而不须要依靠全球经济复苏才能获得的资源。

中国决策者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到，中国也不可能独自解决全球问题。例如，中国2009年的通货再膨胀，虽然帮助世界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但导致了巨大的国内成本。

部分主义者以国家、阶级和信仰来划分世界，全球主义者则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不只拥有一个阶级、种族或信仰，我们对局部问题可能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在事关所有人的问题上持续努力。

认识并试图弥合这种思考方式及世界观的鸿沟，会不会是中西方相互理解的关键？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文明史》（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中，引述了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葛兰言说：“中国人要么迷信，要么务实，或者说两者同时存在。”“西方人常常很难理解这种‘两者同时存在’的状态。”

当然，有些西方思想家能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性。例如，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指出，市场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这种两个相互矛盾的意识“同时存在”的世界观，恰恰帮助我们看清楚西方流行的部分、线性、零和以及一元论的观点，其实是误解了当今相互联系的全球社会。美国担心中国可能夺取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则担心美国正在阻碍其现代化进程。这种相互作用加剧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不安全感，为两者的进一步对抗甚至军事冲突创造了潜在的沃土。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进行艰难的权衡，以实现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得到的和平与繁荣，而不是提出中国人所说的“希望工程”，也就是无法实现的愿望清单。冠病疫情使中国人相信，与特朗普管理不善的美国相比，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无论多么不完善，在对抗冠病疫情方面的学习和适应能力都更强更快。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现已将全球竞争压力和批评，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政策反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得中国之外的世界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反对党”的角色，间接推动中共努力保持其绩效和合法性。这种战略上的现实主义，使中国能够通过许多新的形式参与国际秩序的改进，包括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贸易协定，与欧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也向拜登发出信号，表明中国领导人愿意在应对气候变化、对抗冠病疫情，以及恢复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进行战略合作，以便每个国家都有更多资源，来解决其国内不平等及经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合作与竞争可以共存。

中美两国政府都必须开始认识到，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做法，是促进可持续性与韧性发展的唯一途径。就像在所有对话中一样，第一步可以定调。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受到特朗普政权长达四年的扰乱与冲击，他们现在有了扭转局势的真正机会。

作者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肖耿是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香港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英文原题：A New Tone in US-China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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