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念

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再次将缅甸推向风口浪尖。疑惑、不解、愤懑、叹息纷至沓来。毕竟，在人类迈向新世纪的今天，军事政变似乎已经渐行渐远，而缅甸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政变和民主的新认知。

缅军为何会再度发动政变？军方与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为何恩怨难解？缅甸为何会政变频发？这一系列的疑问成为缅甸民主化进程中的焦点议题。

实际上，在2月1日缅军正式宣布接管国家政权之前，军方高层就屡次释放将采取军事行动的明确信号。一些外国驻缅使馆提前探听到风声，早早放出消息称缅军要发动政变。与此同时，大批军人携带武器装备进驻仰光、内比都和曼德勒等大城市。

由此可见，早在2月1日之前，缅军就已下定决心要发动政变，并积极准备政变之前的各项工作，一张围捕民盟的大网已经张开。民盟也预感事态不妙，派员与军方谈判，试图阻止政变发生。

遗憾的是，在经过长达70多个小时的接触后，双方最终还是谈崩了。缅军扣押国务资政翁山淑枝、总统温敏和其他民盟高层和省邦政府官员，军事政变的靴子最终落地。

缅军的疯狂举动事出有因，去年11月8日的全国选举是导火索。本来，军方支持的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摩拳擦掌，希望打一场翻身仗。不料，选举结果大失所望，巩发党得票远低于2015年的全国大选，而民盟居然取得比2015年大选还要辉煌的胜利。军方的脸被民盟狠狠地打了一巴掌，颜面尽失。

此后，军方紧紧抓住选举舞弊不松手，指责民盟“区别对待”巩发党候选人，逼迫民盟组建的选举委员会改正错误，并重新计票。民盟当然不干，毕竟选举是在众多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下进行的，过程公平公开公正。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后，军方的耐心终于消磨殆尽，以至于翁山淑枝等一干民盟高层被扣押后不到一个半小时，双方的最后谈判也宣告破裂，缅甸重回军政府时代。

由此可见，缅军与民盟之间积怨甚深，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即便是在双方实现和解的过去10年里，军方与民盟的关系也是磕磕绊绊。双方围绕修宪、民族和解、罗兴亚难民等问题纠缠不休，并最终撕破脸、彻底摊牌。此次军方之所以冒险发动军事政变，也是担心民盟再度执政后，以议会的优势席位和坚实的民意基础为依托修改宪法，削弱军方特权。

一直以来，修改2008年宪法中涉军条款是军方坚守的底线，不容民盟跨越。在民盟显露出越来越强的修宪意愿的危险情况下，军方再也忍不住，决定先下手为强，彻底打消民盟的修宪想法。

根据宪法规定，缅甸军方在内政、国防和边境事务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民盟节制。民盟力推“21世纪彬龙大会”，试图主导民族和解进程并不受军方待见。民盟开大会，军方照打不误，这已经成为缅甸民族和解进程的常态。

尽管民盟在罗兴亚难民问题上袒护军方，但后者似乎并不领情。军方对民盟执政后经济增速下滑、疫情管控不力、罗兴亚问题国际化等种种拙劣表现也极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对民盟继续执政的耐心逐渐磨灭。

自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文官政府与军政府交替出现，似乎已经成为缅甸的宿命。其根本原因在于缅甸的权力结构失衡，军方占据压倒性优势。这又源于缅甸民族冲突久拖不决、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迟迟未能完成。

一直以来，缅甸军方就以国家守护者姿态自居，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武装冲突，成为军方保留政治特权的绝佳理由。只要民族冲突问题不解决，军方就不可能退出政治舞台。

自2017年缅甸若开邦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缅甸的民族冲突与宗教种族冲突相互叠加，军方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民盟的执政空间则被大幅压缩，缅甸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向军方倾斜。

极为讽刺的是，缅甸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并没有带来军方权势被削弱的理想结果。即便美欧国家想尽各种招数，包括与缅甸军方加强交流，提升其专业化程度，以及借罗兴亚难民问题制裁缅甸军方，也没有从内部“瓦解”缅甸军方。这再次证明，在具有军事独裁传统的缅甸强行推动民主会适得其反。此次军事政变就是缅甸在民主化进程中付出的惨重代价。

经此一难，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戛然而止，重新回到1988年的起点。即便一年以后缅甸在军方的授意下举行全国选举，选举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就如同2011年大选一样。不过，从长时间维度来看，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在向前推进，只是过程中会有曲折和反复。这也是缅甸迈向成熟民主国家所必须经历的劫难。

缅甸突发军事政变数小时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首次发表声明称：“我们注意到缅甸发生的事情，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一简短表态，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对缅甸政局突变的温和回应。

这也表明中国并不太担忧中缅关系所可能受到的冲击。考虑到中国与缅军和民盟的紧密联系，以及缅军抗击冠状病毒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的现实需要，中缅关系在军政府执政时期将会平稳过渡。甚至有分析认为，考虑到美欧有可能重新恢复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缅甸对中国的依赖会更大，中缅关系会更加紧密。

尽管如此，中国仍须注意缅甸社会动荡，对“一带一路”项目施工和边境疫情防控的负面影响，以及缅甸新政府大换血之后，如何继续快速有效履行双边合作协议的问题。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