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美国没有可能重启冷战同盟是个严重误判，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结论，则违背政治学的基本常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日前在由新加坡清华校友会和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联合举办的“拜登时代国际关系及政治经济展望”研讨会上说：“美国很难回到美苏冷战时期那样，要利用共同盟友对付中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日本和德国在特朗普退群后，都争取在外交上变得更加独立。　

郑永年教授以日德外交已经更加独立作为上述判断的基础，既是静态的思维方式，又错误地使用了解题工具。中国能不能被遏制，不取决外部是否实施遏制，而在于自己反遏制能力的高低。政治学上每一个国家都处于被遏制的临界或进行状态，当一个国家保持正确或者强大时，遏制就轻微、无效或者完全感受不到遏制；相反，遏制就会如影随形。这是国家的本质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或国际影响力大国时的历史都能印证这一点。

郑教授见解没有强有力的论据支持下列问题：

日德外交的独立程度如何？是一件具体的事务上独立，还是很多和所有事上独立？

日德是一个紧密的同盟吗？

日德脱离一个付费的同盟会更好吗？

日德在诸多政治事务上原本就是相当独立的。过去，即使作为轴心同盟时，日本对美国开战的选择就违背伤害了德国利益。现代的日德关系仍然是差异大于相同，这是文化背景、地域、种族等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德不能联手做任何事。现代国家是理性化程度高的国家，如果发现对双方都好，而且必须共同处理的事，他们会搁置差异，根据事件的必要性调节双方的粘合度。

郑教授没有准确认识到冷战同盟的真实结构，其通道是利益与信仰构成，这个结构已经演化得更为精微，已经有隐身功能。现代政治学正在发生另一个重大变化，盟友之间不一定事事结伴而行，成为一致行动人，如果优先考虑最节省的竞争方式，可能是因为这场争斗已被判定是不可避免、剧烈、长期、全面的，但积极竞争比妥协退让有更好受益的预期。

所谓冷战同盟已经有了新的形式，它在针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的事，不同的时间时都会自主、灵活地变化，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工业化国家为主组成的所谓冷战同盟，具有不可忽视的高智商，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广泛地论证何种模式更为节省、有效，不会怯战，但会寻求恰当的道德支点。

政治是变化的，暂时不可能，不意味着下个月或以后的任何时间皆不可能，取决于对手有何反应或对手在做什么；政治的核心就是变。

郑教授的判断也违背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原则，即：一切皆有可能。

中国理论上的对手可能已经寻求到不需要全部启动冷战同盟，或者一个与冷战同盟神似的同盟，即可产生达到期望值的途径。这个途径四周有蔓延的青草掩映，很多人仍不能察觉。

同盟各国之间当然有其个人的利益，他们之间是否有一个确切的冷战同盟或还需要一个类似同盟？中国设想的对手可能不会选用冷战同盟这种定式与中国博弈，似乎已经开发出更有效的模式。

冷战时代面临的是俄罗斯，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现在面临的中国则是一个经济大体量国家，所谓的冷战同盟当然已经不是十分恰当的对应。合理的判断是：只要中国现行政策保持连续性，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就会形成同盟。

郑教授判定，中国继续开放，是中美关系不可能脱钩的充分条件。这已经陷入了逻辑混乱，中美贸易体量反映在美国GDP中的数字大致在5.3%左右，近几年大致在此区间。只要彼此不拔刀相向，中国是否开放都不至于危及美国的生存，甚至不影响美国的生活质量。

中国应该在一个“有对手”的意境中思维、行动，这是基本的风险意识。如果单凭一个或几个国家异动判断，一位刚上任的总统签署了哪些文件，以有选择搜集到的蛛丝马迹等一些表面现象，所拼凑出来的图像来勾勒中国外部社会的地图，必然导致误导。

一位学者的作用往往极其有限，偏见会更大限度限制这种作用。如果希望给国家、人民带来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带给社会有影响力的思考，首先须要特别客观。

中美之间的博弈现在才真正开始，历史实例显示很多导致激烈对弈背后的真正推手，不是其外国盟友，也不是本国上层，而是一个国家的民意，美国政府的类似反应正是情绪自下而上的传导。

中国应该审慎决策，因为面临的对手的大小强弱基本都不是事先预定的，而是取决于自己的选项。如果选项不合理，对手就会猬集，就会越来越强；如果选项是正确的，对手就会减少变弱，或者没有对手。如果以某个同盟是否存在或者其合作度的松紧，决定冒险程度的高低，行事定然粗疏、鲁莽；把握时机是一种伟大的能力，但货真价实的投机者往往伤痕满身。

政治是变的权术，仍有相对固定的规律，“竞争是永久的”乃其中第一条。现今世界竞争的大局已经构成明确的两边：一种文明希望以道德的方式实现政治理想，另一种则推崇政治行为的有效性至上。两派都承诺人类可以在未来目的地实现最大的幸福。看似相近，本质上这是两种差异巨大的设想，基本不能兼容，争斗无法避免，只有一方最终可以获胜。

作者是中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