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有效落实。反修例风暴和《港区国安法》，为本港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变化，中央强调“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并要将这一政治规矩化为法律规范及制度，港人关心的是这条规矩界线会划到哪个层级，若说立法会等特区政权机构必须遵从，一些拥有实权的法定机构、咨询组织以至专业自主团体，是否也要服膺于此原则？支持港独和勾结外国势力者，不可能符合爱国者原则，与此同时，当年邓小平亦强调，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中央这条规矩界线划得有多阔有多深，对香港影响深远。

贯彻全面管治权

“反中乱港者出局”

习近平听取林郑述职，对本港疫情表示“很担心”，同时亦充分肯定她和特区政府“履职尽责”，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勇于担当”，在人大制定及颁布《港区国安法》后，“坚决执行、依法止暴制乱”。去年11月，人大常委会就立法会议员资格作出《决定》，港府按此取消4名立法会议员资格，中央官员表示，《决定》划清“爱国者治港”的底线标准，将“祸国乱港者驱逐出特区管治架构”。林郑述职期间，习近平也谈到“爱国者治港”，并突出了这跟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关系。

19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爱国爱港者治港”，至于“全面管治权”，则是2014年国务院《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所强调的概念。对中央而言，这两个概念早已包含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中，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是一国两制下的基本政治伦理，近7、8年要再三强调，是因为有关一国两制的认识和落实出现了偏差。前年反修例风暴爆发，支持者认为是“争取民主自由”，中央则认为香港已成为“颠覆基地”，有人勾结外部反华势力，港独由暗转明，必须阻止这些力量夺取香港管治权，实施《港区国安法》是重要一着，但不是全部。

习近平的最新发言，反映中央满意《港区国安法》执行成效，同时认为必须从管治体制和权力分配入手，贯彻“爱国者治港”，因为这跟中央有效落实全面管治权，乃是一枚银币的两面。未来一段时间，“反中乱港者出局”将是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重要思路，人大就立法会议员资格作出《决定》，以及公务员宣誓，只是连串变化的开始。中央打算如何体现对港全面管治权，将决定这场变化究竟有多深多阔，由于有很多未知，港人难免感到忐忑。

1984年，邓小平曾提及“爱国者”标准有三，一是尊重自己民族，二是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三是不损害香港繁荣和稳定。当然，人人心中尺度不一，对于何谓“尊重”和“诚心诚意拥护”等，不同人的看法也许会有一些偏差，不过话说回来，支持港独和暴力破坏的人不符合爱国者标准，亦是明显不过。爱国爱港不等于唯唯诺诺，倘若权力当局有不是之处，应该批评就批评，应当反对就反对；与此同时，一国两制各有分际底线，各方若不接受局限、不惜揽炒，香港很难有政治回旋空间。

反修例风暴过后，中央要重塑本港的政治社会生态，港人关注的是权力当局打算做得有多尽。《基本法》提到，行政长官可以透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然而最终普选产生，也是《基本法》订明的目标，未来特首改由协商产生，肯定是香港民主的倒退。继立法会议员资格和公务员宣誓问题后，司法机关作为政权机构另一部分，将朝什么方向改革，固然令人在意；作为非政权组织但有权选特首的区议会，议员资格问题是否与立法会看齐、会否大规模“DQ”（取消资格），同样惹人关注。另外，本港还有很多法定机构和咨询组织，“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条界线，到底划到哪个层级，权力当局必须审慎处理。

特区政府有数百个咨询组织和法定机构，部分握有实权，诸如城规会、通讯事务管理局等，皆对特区政府施政有实质影响力。这些机构各有专责范围，处理事宜由城市规划发展到广播机构续牌不等。特区政府多年来强调“专业自主”，一些专业界别的事务，实际交由业界自行管理，医委会正是最为人熟悉的例子。近年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不时有法定机构或专业团体卷入政治漩涡，改革方向应是如何回归专业去政治化，延续政治斗争并非上算。

一国两制讲弹性包容

主体外“要容纳别的人”

邓小平说过，“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同时亦强调，“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一国两制不可能容许勾结外国势力、支持港独的人成为治港者，不过一国两制也必须有足够的弹性和包容力，以体现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特质，有关“爱国者治港”的问题，权力当局应与民间有多更沟通，减少误解与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