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

拜登时代开始了，在2.5万名国民警卫队的戍卫之下，拜登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如同牧师一样劝告美国人要“团结”。除了“团结”的梦想之外，拜登的就职演讲中几乎没有留下引人关注的金句。

在22分钟的演讲中，只有5分钟左右谈到了外交政策，除了对美国外交地位衰落的哀叹之外，拜登提出的目标就是重新成为“灯塔”。

相比之下，先于拜登发表告别演说的特朗普，倒是总结了“特朗普主义”的图谱，大有给拜登框定政策的含义；而拜登提名的外交、情报、财政高官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华政策的表态，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表述。

拜登时代，美国大体继续处于2008年以来的战略收缩时期。他作为美国战略收缩周期中的（副）总统，必须框定美国外交战略，尤其是中美战略关系框架。

拜登在胜选演讲中声言“美国回来了”，其实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理性的对外战略的回归。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大闹天宫”般的外交政策，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扰动。特朗普自诩没有发动战争，但是他却时时在玩着“战争边缘”游戏。在特朗普的告别演说中，着重提到了对中国的贸易战，与其说是自我标榜，不如说是给拜登设置障碍。

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经历了贸易战、技术脱钩、地缘摩擦、意识形态争论等全域对抗，对华政策从未进行过如此广泛的政治动员，通过如此之多的跨党派、跨府院的法案。即便如此，中美经济关系依然强劲，中国成为冠状病毒疫情之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美建交以来，还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这样，把中美关系的底线压得如此之低，也没有哪位总统激活了几乎中美关系的全部议题。特朗普的毫无章法的乱拳，倒是对中美关系进行了一次极限条件下的测试，中美关系的韧性依然。

原因何在？中美两国是单一全球市场体系之下，自带文明底色的核大国的关系。这就注定了中美必须在共存的基础上，构建战略竞争与合作框架，搁置或者冻结难以解决的矛盾，在竞争与合作中谋求中美关系的协同演化，在互联网时代创生彼此理解和包容的全球新文明。

中美是单一全球经济体系之下的大国关系，无论贸易战还是技术脱钩都不具有可行性。1979年中美建交，从国际经济秩序的角度来说，中国融入到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冷战结束之后，两个平行市场消失，全球单一市场体系形成，技术创新和市场分工构成了近乎无极限的增长，从而构成了这一轮全球化的繁荣。

在这样的市场体系之下，中美之间形成了新的分工，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支撑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技术创新、货币金融制度以及国内消费市场的优势依然强大，中国的产业链体系强劲，生产制造能力冠绝全球。中美新分工体系是在单一全球体系之下协同演化的结果，特朗普的关税战、产业回流等政策难以成功。

拜登时代，单一全球体系的结构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如何在技术创新、最终消费品市场、生产能力、货币金融等领域进行分工，实现利益分配的结构性重组。不容否认，全球市场体系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国并不会取代美国的地位，而是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形成与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体系的共生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全球性核国家。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通过战争解决矛盾是疯狂的。历史上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核大国之间要建立战略底线和红线，不触碰彼此的核心利益。拜登政府的外交、国防的官员应该深谙中国的底线与红线。

比如台湾、南中国海等议题，都是不可以拿到桌面博弈的，作为双方的战略谅解，须要搁置和冻结。拜登时代，中美关系的重启，首要的任务就是删除不可触碰的议题，尤其是要审视和清理特朗普政府所植入的病毒。

中美两国都在探求和界定自己国家的身份，尤其是与自己的历史传统融合。拜登在就职演讲中不仅提到了林肯和华盛顿，也提到了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拜登希冀美国成为榜样，重回灯塔；问题在于，世界进入多元权力中心时代，像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在寻求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的融合。

文明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须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互联网时代，文明之间的融合或者冲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公共外交成为文明沟通的主要渠道和载体。拜登时代，中美双方急须重启各个层级的交流和沟通，而不是任由谣言阻断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

国家元首之间的战略决断、事务官员的落实执行以及民众之间的沟通对话，才能实现两个文明系统之间激活、探求和沉淀最大公约数，在互联网时代创生一种引领时代的全球新文明。

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