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维尔纳·辛恩

欧盟未能提前订购更多已获批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的事件引发了一场风暴。美国制药企业莫德纳（Moderna）的总裁邦塞尔（Stephane Bancel）声称，欧盟过度依赖“产自其实验室的疫苗”。莫德纳是继辉瑞与BioNTech之后不久，获得了疫苗上市许可。

莫非欧盟委员会将支持自己的制药业置于保护民众的生命之上？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与邦塞尔希望我们相信的相反，欧盟其实订购了太少的自产疫苗。毕竟，目前在西方最广泛使用的疫苗是由一家德国公司BioNTech研发的，尽管它是与美国辉瑞公司和中国复星医药合作进行测试及部分生产，但总归来自于欧盟。

欧盟非但没有订购太多的“美国”疫苗，反而坐视美国和其他国家囤积了大量在德国实验室研发和生产的疫苗。欧盟的问题不是保护主义，而是缺乏体制灵活性。许多欧洲国家的疫苗接种进度缓慢，是欧盟未能协调各成员国利益的结果：有的国家对BioNTech公司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价格望而却步，有的国家则对其基于基因的新技术疑虑甚多，还有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认识到形势的紧迫性，以为冠病疫情的最糟时刻已然过去。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各国疫苗生产商之间的内部竞争，或许是欧盟在去年夏天不愿像美国和其他国家那样预购更多德国疫苗的原因。欧洲各大制药巨头在欧盟委员会展开游说的一片喧嚣声中，BioNTech作为一家位于美因茨的小型初创企业，几乎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无论原因如何，欧洲疫苗供应严重滞后已成事实。当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在去年七八月间争相大批订购BioNTech疫苗之时，欧盟最初却只向赛诺菲（Sanofi）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下了订单，而这两家公司后来都承认在临床试验中遇到了困难。直到记者在去年11月开始提出尖锐问题后，欧盟才敲定了第一笔BioNTech疫苗订单，接着在12月和今年1月初又做了进一步的采购，包括向莫德纳购买疫苗。

由于延迟下单，交货时间也被推后。毕竟，生产商得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运作，也需要时间建设新生产设施。于是，欧洲新闻媒体上一方面充斥着接种中心因疫苗短缺而空无一人的凄凉影像，另一方面则在播放加护病房不堪重负的画面。一种火烧眉毛的恐怖感笼罩着恐慌的欧洲民众。按照这一进度，欧盟在今年夏天之前都不可能赶上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其他领先的疫苗接种国。

欧盟辩称，它在初期向多家企业下单，是因为无法确知哪些候选疫苗会研发成功。但这不过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借口，因为它也没有向任何生产商订购基本足量的疫苗，以便在只有一款候选疫苗进入批准阶段（这在当时是极为可能的）时，能够为其民众接种疫苗。

如果欧盟愿意冒险向它所接洽的六家生产商各别订购足够覆盖其三分之二人口的剂量，它只需要花费290亿欧元（约350亿美元），这不过是欧盟经济在冠病疫情危机中短短10天内的收入损失而已。鉴于现在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疫苗都被证明极为有效，欧盟本可以拥有剂量绰绰有余的高品质疫苗，甚至可以将这些多余疫苗捐赠给发展中世界的3亿多民众。

没有任何一个决策者对欧洲的疫苗大溃败负有责任。但这一事件应足以证明，欧盟成员国去年夏天委托欧盟委员会采购疫苗的做法是错误的。《欧洲联盟条约》第5条规定欧盟必须遵守“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 Principle），将政治行动交由成员国决定，除非超国家行动能被证明更有效率。在确保疫苗供应充足的问题上，这一原则却被故意忽视了。疫苗的中央采购既没有法律上的必要性，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理由。如果成员国政府能够独立地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直接竞买疫苗，它们或许不得不支付稍高的价格，但却可以更早地下单以免贻误时机。而如果早点下单，疫苗生产商就能投入更多资金扩大产能。

归根结底，是中央规划和制药巨头的游说引发了欧洲的疫苗灾难，而欧洲人现在则不得不承受这场本可避免的悲剧的后果。

作者Hans-Werner Sinn是慕尼黑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德国经济部顾问委员会成员，他的新著是《欧元陷阱：关于泡沫、预算和信仰的破灭》（The Euro Trap: On Bursting Bubbles, Budgets, and Beliefs）。

英文原题：Europe's Vaccination Deb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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