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接任后的中美关系会面临怎样的变化？过去四年，唯利是图而狂躁的特朗普如一条狂犬上街，把二战后国际社会历经70余年努力建构起来的基本国际秩序尤其中美关系，几近颠覆，砸得人人自危.中美之间濒于开战的边缘。拜登的政治理念和风格及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会有与特朗普不同，但拜登已明确表示将会建立“民主联盟”，在人权等方面对中国施压，遏制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由两国之间国家治理体制与法律体系的显著差异所决定了的。

中美关系历经在朝鲜战争后走过近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平静，随着毫无政治头脑的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执念“美国优先”而结束。又因南海、台湾、香港三大事关中国主权问题的介入，中美关系要实现良性解构并或重归和好，面临重重困难。

中美关系本质上是基于两个民族在生存方式上的诸多根本性不协调或者冲突，譬如：1、国家治理体制其中的内置哲学理念、治理方式、法理与法律建构、所有制与经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2、经贸、科技等的诸多现实发展利益；3、全球领导权或者影响力地位。这三者处处有对立。

中美关系的相处之道，终归只有三个选项：1、中国通过不断深化国家治理方式的自我革命，全面激发每一个国民的创新创造能力，切实崛起、强大至于足以制衡美国使之不敢挑战，以长期对峙；2、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经贸发展、法律建制、科技能力、教育水平、军事作为，足以领先全球，让美国臣服；3、中国跟随美国起舞。从目前看，第3项不可能存在。

中国在近现代历经四次转型：1、鸦片战争。15世纪末叶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运动造就了欧洲的强大与先进。19世纪上半叶，欧洲人为了打开封闭中国的贸易大门，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掠万国花园圆明园。羸弱的中国被迫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些列不平等条约放弃了部分领土及司法管辖（领事裁判）主权，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2、辛亥革命。19世纪下半叶，部分仁人志士图新救亡，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戊戍边法，风起云涌，其中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旗帜的武昌起义直接结束了近2500年的封建王朝清帝国。3、社会主义共和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未能实际领导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蒋介石虽然以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获取政治和军事领导权，但其内靠军阀，外依美国，政治理念不清，最终不敌毛泽东而败退台湾。毛泽东以马恩社会主义国家学说为蓝本，依靠当时苏联的支持，于1949年建立新国体。4、改革开放。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中共实际领导人邓小平主导实行改革开放，历经40年，把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为了以市场经济为核心而面向全球市场的混合经济体。这四次国家转型，一个在政治理念、经济形态、文化体系上独立自主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老中国，变革成了今天的现代中国。

马克思鹅毛笔下的“社会主义”其实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发芽的土壤。这个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思维敏锐、想象丰富、性格倔强的德国人，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人类生活其生物性始终决定着社会性这一根本法则，见之于社会性却未知于生物性的巨大基础性作用力。但是，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却已经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新的解释，实际上已经铲除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隔离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之间的自由切换作出部署。

面对COYID-19在全球爆发的现实，传统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各自内在优劣进一步得到现实检验，促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着手治理体制和能力的借鉴与创新。

特朗普政府主张的“美国第一”政策完全摈弃了人类理性秩序，将全球导向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死胡同。其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从发动贸易战、围剿华为、科技与学术抵制、信息阻断、市场限制到外交切割，无一有利于包括美国本身在内的全球科技公平竞争与发展进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以一个狭隘、自私、鼠目寸光的反人类的面目出现。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有已显露出了由一系列资本主义发展要素产生的内在矛盾将可能导致其政治、经济危机总爆发的征兆。

中国的切实崛起必须有二个支撑：一、产生新一轮类似古希腊、古罗马与近现代欧洲的哲学、法治、社会治理和福利体系那样相比于人类其它区域具有显著先进的思想和治理能力；二、建立起与欧洲、美国相抗衡的泛亚统一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应当在传统历史文明的基础上内化古希腊、古罗马及近现代欧美哲学、法学、政治、宇宙物理学科的精髓，使东方文明脱胎换骨，且具有面向全球的不竭的持续创新指导能力。

随着中日韩与东盟等15国RCEP与中欧投资贸易协定的先后签订，中国市场与全球经贸联系越趋深入。人类总归是生物性的，人为的政治“识别”，无法阻止民心相连、经贸互通的迫切渴望。COYID-19的全球蔓延，以铁的事实告诫：人类命运一体，惟有共建、共治、共享，才是必由之路，任何的遏制、“第一”与脱钩，只会害人害己。中美关系建构尤其须要以未来为导向。

根据有关规划，由北京经东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加拿大至华盛顿的高铁将会修通，地球上主要大陆（亚非欧美）之间的陆路交通将会全面连接。人类在全球，信息同步、经贸自由、文化相鉴、科技共享、治理互通的共进共退的时代，必然到来。地球本身不是一个无限，而恰是一个有限，一个局限。

（作者：北京智库政治哲学学者、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