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在“成为一个武装营地”（《美国之音》的描述）的国会大厦举行，被论客比喻为战时的巴格达。下台总统特朗普拒不出席，打破百多年来的权力和平交接传统。

再加认证大选结果时，大批暴民袭击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的最高立法机构，成为民主体制的极大污点，迫使人们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

国会大厦遇袭，代表近年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高峰，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经济地位日渐沉沦的低教育蓝领阶层。这一情况不是美国专有，而普遍出现在所有西方国家。

美国和欧洲的另一共同点，是蓝领阶层的右倾化：就像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等左翼政党，都遭到大批蓝领阶层的背弃。欧洲近年民粹主义也像美国一样，以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为最大特色。

可是如《经济学人》新近题为《丑角天花板》的专题报道所强调，欧洲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此起彼伏，但是呼风唤雨一阵之后都逐渐边缘化。大西洋两岸的民粹主义“成就”，为什么会有如此显著差别？

以我之见，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体制。在总统制下，美国总统掌握了几乎没有限制的行政大权，大部分欧洲国家加上加拿大，采纳的是集行政和立法于一体的议会内阁制。一个例外是戴高乐改制后的法兰西第五共和，但保留了小党林立的议会制特色。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优缺点，是政治学者的常年话题。近年来，包括美国福山在内的许多学者，都看到了议会制优于总统制的行政和改革效率。

两者之间一个重要差别，是议会制度下的多党现象，更为适应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哪怕小党代表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仍然可以通过常见的多党联合政府，或者执政党为了应付关键性投票，而得到回应。例如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在议会制下属于信任投票，通不过政府就下台。但是在美国，年度预算在国会搁浅，近年来几乎成为常态。

华人传媒老前辈梁厚甫，许多年前曾经贴切形容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媒婆制度下的婚姻自由：选民只能在两大党候选人中选择其一。在这样的体制下，第三党除了偶然搅局，没有立足之地。任何政治诉求的伸张，只能依附于两大党。

就如一生以独立社会主义者自诩的伯尼·桑德斯要参选总统，还是必须加入民主党。如果说在欧洲议会制下极端势力难免边缘化，美国的两党竞争，却造成中间势力的边缘化，加剧了社会撕裂。

无论欧美，民粹主义都只是人口少数。特朗普的政治才能，在于借助这批“派性”最强的民粹主义拥趸，把持了共和党党内初选的入场券。“特朗普劫持了共和党”，成为美国传媒和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当今美国的政治现实。

许多理性型保守主义精英，例如大牌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和小布什总统首席撰稿人迈克尔·杰森（Michael J. Gerson），可以公开谴责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面对下一场初选的绝大多数共和党政客，却只能言不由衷地成为民粹主义传声筒，进而威胁到美国民主体制的延续。

在欧式多党议会制之下，极端党派很难如此“劫持”主流政党，例如德国基民盟与社民党宁愿彼此组成联合政府，也不肯分别与极右和极左小党结盟。这或许使得欧式民主制度更加稳固。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