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基于恻隐心的平等价值，无法被当作凌驾一切的绝对的善。

在“公平正义”日益成为“时代精神”的当下，“平等”也越来越上升为不容质疑的价值。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1月12日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活动的发言内容，再次凸显平等之为“显学”的事实。尚达曼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并重申了“上行电动扶梯”的比喻，形容社会底层成员必须有向上提升的机会，以避免出现“永难翻身的底层阶级”（permanent underclass），这是他在其他场合所提出的相关概念。

换个角度说，“平等”价值蔚为主流，似乎反映了阶级对立在这个贫富悬殊严重的时代，隐然变成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却又是社会主义的拿手好戏。无怪乎多个民调赫然发现，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其年轻人这几年越来越青睐社会主义；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险些代表民主党对垒特朗普，凭借的正是这股民意。

心理学指出，价值观与人的个性密切关联，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就会侧重特定价值观。因此，人的政治立场其实跟其性格有关。研究证明，人的性格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神经质——尽责性特质比较高的人，在政治上容易趋于保守；开放性特质比较高的人，政治上则偏向重视自由。同一个世界，会向不同性格的人昭示不一样的面向，例如贫富差距，尽责性的人会认为这是天道酬勤，因为付出越多，收获理应越大。相反，亲和性高的会怀疑在上者为富不仁，心疼在下者的悲惨处境，因此会注重“平等”。

所谓的亲和性，用另一个说法就是恻隐心。去年9月，在大选后的一场国会辩论里，工人党新科议员林志蔚批评政府决策重视效益却忽视正义，缺乏恻隐之心，尚达曼在回应时表示，恻隐之心不是任何个人或党派的专利。林志蔚所谓的正义，无疑是从“平等”的前提立论；原本不准备发言的尚达曼临场反驳，显示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及敏感度。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跟任何事物一样，关键还在于分寸，因为“过犹不及”——恻隐心尤其然。亲和性非常接近于母性本能，对嗷嗷待哺的婴儿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亲和性高的人的眼里，所有的不幸者就像婴儿那样，急需他们出手关爱。但这当中的陷阱就在于，如果用照顾婴儿那样的方式照顾孩子，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古训“慈母多败儿”，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推而广之，对待不幸者，恻隐心固然重要，却必须把握分寸。北美的护理专业据说有一条原则：凡是受照顾者还能自理的，就绝对不要代劳。比如老人家还能勉强进食的，就算他颤抖地拿着汤匙，把食物送入嘴里，过程中汤匙里的食物还不时掉到桌面，护理人员仍然得袖手旁观。表面上看这显得很不近人情，但是背后的理念却是尊重受照顾者仅存的生活能力。如果护理人员直接给他喂食，下场反而是让受照顾者流失最后的自主能力。

照顾孩子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母亲什么都不让孩子动手，出于爱心而凡事代劳，孩子不但无法培养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最终还因为难以摆脱对母亲的严重依赖，吊诡地产生对母亲的怨恨心理，甚至因为无法正常生活而形成愤世嫉俗的扭曲心态。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则基于恻隐心的平等价值，恐怕就无法被当作凌驾一切的绝对的善了。平等之所以成为政界不敢忽视的时代精神，或许就在于贫富悬殊所催生的社会撕裂及民粹主义反弹，在英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矫不平等之枉，就必须更重视公平和正义；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警惕过正之弊。说白了，还是得回归中庸之道。

当下对于贫富差距所开出的药方，主要还是立足于反映恻隐心的高福利政策，如医疗、住房、教育等的大幅津贴或免费、最低工资制，激进的还包括无条件派钱，也就是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简称UBI）。反对者认为这势必导致养懒汉的恶果。这些当然都是可以也必须讨论的公共课题，然而“平等”毕竟不是“平均”。

可如今西方所盛行的主流倡议DIE（Diversity，多元化；Inclusivity，包容；Equity，均等），其中的“均等”却并非“平等”（Equality），后者指的是机会，前者则就结果而言，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齐头式理想。

或许有人会说，代表中庸之道的孔子不也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吗？跟许多人一样，我自己也曾望文生义地误读了这句话。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解：“均，谓各得其分。”孔子不是主张平均，而是强调人要守本分。儒家的礼乐精神，要求的是对不同社会身份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和价值标准，反对一刀切的做法。所以孔子所患，不是财富分配的不均，而是人做非分之想、非分之事。

虽然今天已经不是身份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上行电动扶梯”被视为是保持社会稳定团结的关键手段，可是人毕竟还是会在任何时刻，都处于社会的某个阶层。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之际，安守现阶段的本分，“思不出其位”，脚踏实地，仍然是值得推崇的负责任精神。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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