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埃莫特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初期，人们通常会根据政治制度来划分国家及其应对措施，因此有很多人将中国成功控制病毒归功于其专制主义。然而，到了2020年末，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地理而非政治，才是真正的分界线。

无论一个国家是实行民主还是专制制度、是岛国还是大陆、信奉儒教还是佛教、提倡社群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只要它地处东亚、东南亚或澳大拉西亚，它在控制冠病疫情方面的表现，都要好于任何欧洲或北美国家。

尽管这条线与南北半球分界线并不完全吻合，但已相当有提示性。就连亚洲表现最差的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疫情控制方面也比欧洲最大、最富裕的国家更有效率。尽管许多人对菲律宾（和印度）所报告的死亡率数据的质量和准确度存在合理的怀疑，但依然无法改变在2020年，只要你是欧洲人或美洲人，就比亚洲人更有可能死于冠病的事实。

我们迫切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来解释上述表现的差异。由于我们目前的理解大多是基于道听途说，泛区域性不足，因此很容易受到政治操弄和扭曲。

要帮助所有国家做好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准备，我们必须探讨若干具体问题。首先是，许多亚洲国家在应对沙斯、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禽流感和其他传染病暴发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加强了公共卫生系统的防备能力，以及让公众更愿意接受防止病毒传染的宣导。

显然，一些亚洲国家受益于旨在预防肺结核、霍乱、伤寒、爱之病毒／爱之病或其他传染性疾病暴发的现有机制。例如，截至2014年，日本共有4万8452名公共卫生护士，其中7266人受雇于公共卫生中心，在这些中心的护士可以被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展开冠病病毒接触者的追踪工作。

尽管职业定义有所不同，但人们可以比较日本和英格兰的数据；2014年，英格兰只有350名至750名公共卫生护士照顾11万患者（英格兰的人口大约是日本人口的一半）。

我们还须深入了解快速封锁边境和暂停国际旅行等具体政策的影响。同样，一些国家在保护养老院和其他老年设施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尤其是在65岁以上人口占比很高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此外，各国公共卫生沟通的效果显然各不相同，而且遗传差异和过去曾经实施的抗结核病疫苗接种计划，很可能有助于限制冠状病毒在一些地区的传播。只有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我们才能掌握应对未来威胁所需的信息。

许多人还想知道，亚洲去年在抗疫方面的相对成功，对后疫情时代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地缘政治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就像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美国世纪”的起点一样，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想要确定“亚洲世纪”开始的具体日期，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选择2020年。

然而，如此具体的比较，意味着任何这样的判断可能都为时过早。毕竟，卢斯的美国是一个单独的超级大国。在赢得二战后，美国顺理成章地称雄并定义其时代（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竞争）。相反，亚洲世纪将会以包含许多国家的整块大陆为特征。

换言之，它不仅仅单指中国。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正在崛起的新兴超级大国在经历最初的失败和被指欠缺透明度后，在应对疫情方面成绩斐然。但是，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在没有中国帮助的情况下，也同样取得了成功，这一事实削弱了中国宣称其制度更为优越的说服力。

出于经济原因，与战后美国的对比，也有可能为时尚早。亚洲国家在2020年的经济表现与它们应对疫情的成功并不相符。越南、中国和台湾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方面击败了世界其他国家，但尽管未能控制住疫情，美国经济的表现并不太差。预计去年美国经济萎缩3.6%，还是比欧洲各国，以及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来得好。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联互通的作用：相比美国，许多亚洲经济体更容易受到贸易和旅行禁令的影响，旅游业因此受到重创。

尽管中国在2020年的公共卫生和经济成果要好于西方，但它并未从危机中找到或真正寻求某种政治或外交优势。如果说它做了什么，那就是它对邻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态度变得更为强势。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甚至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由朋友和支持者组成的亚洲网络。

中国如何处理国际债务重组问题，尤其是与其“一带一路”计划相关的债务重组问题，将是2021年的一个关键考验。不过，当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将在从国际金融到社会政治稳定等广泛问题上备受考验。

现在就宣布人类已进入历史新纪元可能早了点；但开始吸取亚洲公共卫生领域的成功经验却不算太早。

作者Bill Emmott是《经济学人》杂志前主编，现任全球后疫情政策委员会联合主席。

英文原题：Whose Post-Pandemic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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