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瀚森

迈入2021年，全球冠病疫情仍然处于黎明前的黑暗，至今累计确诊病例达到9620万起，累计死亡人数达到206万，这两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仍然在不断攀升中。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及技术，累计确诊及死亡病例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无论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何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曲解冠病疫情，如何用“捍卫国民自由”来为联邦政府混乱的防疫措施作辩解，美国超过40万的死亡病例，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而是每一个独立个体或家庭所承受的生死离别。当单一生命之重的悲伤重复40万次，世人是否应该反思：什么是美式自由的真正价值？

戴口罩、常洗手、维持安全社交距离、及时准确追踪病例及密切接触人士，这些都是已被“防疫优秀生”国家所证明的有效防疫措施。但毋庸讳言，相关措施如果要成为各别国家的全民公约，必须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国民自由为代价。生命与自由，孰重孰轻，成为后冠病时代的新思考、新命题。

现代人类文明是建立在群居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人类个体的言行思维，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周围人群、社区，甚至因为蝴蝶效应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因此，排除理论上“与世完全隔绝”的极个别人士所拥有的终极自由，在现代文明社会，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受限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共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不能凌驾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及安全需求之上。

以戴口罩为例，如果只是强调避免自身被病毒感染，一部分人可以从个人自由的角度去拒绝佩戴，因为感染与否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口罩的另一作用是阻挡飞沫，并防止佩戴者在咳嗽或打喷嚏时传播疾病，此时个人的自由就不能以牺牲大众的健康为代价。同理，保持个人良好卫生习惯，避免人群聚集，都是基于公众利益大于个体自由的必要防疫措施。

日前在新加坡国会就有一场茶杯里的风波，内政部坦承警方可以依法索取“合力追踪”的个人数据，以用于刑事调查，民间舆论就出现了是否侵犯到个人隐私及自由的杂音。

但从公众利益的角度，新加坡对罪案零容忍，在刑事诉讼法下，警方有权力索取任何数据以协助罪案调查，除行踪记录之外，也包括了个人的通讯记录及银行交易记录。关键在于政府作为相关数据的保管者，必须建立起与人民之间的紧密互信，以及有关执法机构不逾越法律框架地使用相关数据。

现在新加坡已经迈入解封第三阶段，420万的国内居民自愿下载了“合力追踪”手机程序或领取了携手防疫器，而所有入境外国人必须加入“合力追踪”，这对于政府及时溯源并控制疫情提供了关键性的助力，并能够更有底气地打开国门发展经济。“合力追踪”网络高达八成的全国覆盖率，对于已经立法严格保护个人资料的新加坡，是一项值得点赞的软实力成就。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世界各国并没有团结一心，并达成统一的行动标准，而是闭门锁国各自为战，少数“防疫优秀生”如中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的成功经验并没有得到推广。

而美国作为曾经的世界领导者及第一强国，却因为特朗普总统四年来破坏大于建设的施政，呈现出一片自由之殇，并连累40多万的生命成为代价。后冠病时代，世界秩序面临重建、重塑，也呼唤真正的世界领导者。

作者是亚太区域集团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