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振

在美国上一届政府结束任期后的第一天，中国政府即公布了制裁美国上届28名政府官员的决定，其中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这是中国制裁美国官员的最高级别。

这次所颁布的制裁决定，与去年因涉及香港问题而制裁美国官员时有所不同的，是明确了制裁的实施范围：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中国去年因涉港问题而制裁美国官员的决定，被很多西方媒体认为是一种形式和姿态，实际效果不大，也报道了相关美国官员对被中国制裁的“不屑一顾”。但这次被制裁的范围已经明确划出，可能相关美国官员未必还能如此潇洒。

美国政商界高层有个著名“旋转门”，即退休高官离开公务员队伍后，转入到私人企业界，他们因过去的从政背景和人脉，而具有约见当政官员以为工商界游说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高官中也不乏来自于企业界的高管。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之间的这一“旋转门”特色，李光耀就曾警惕并明确反对，将此做为新加坡高级公务员高薪酬体制的反面参照。

可以说，美国这一制度性的便利，或是既得利益集团刻意保留的制度“漏洞”，为很多高级公务员提供了离开政坛后谋求私利的便利条件，也为有关企业获取特殊利益创造了一个高效的渠道。

中国政府这次制裁美国官员的范围中，恰恰就包括堵死这些被制裁官员，未来进入工商界以谋取利益的“旋转门”入口。可以说，这要比美国制裁香港官员，不能使用大型银行户头涉及更大的私人利益。

今日中美不论有多大的矛盾和冲突，短期内不会改变的事实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各领域联系的密切程度也是世界之最，无论是贸易涉及的工商业领域，还是文化学术交流涉及的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要找一个与中国没有任何来往的美国大型机构几无可能。

这些大型机构因可提供丰厚的收入甚至股权奖励，而成为退休官员的“凯旋门”黄金入口。很显然，在今日的美国，没有哪个机构愿意冒和中国交往受阻的风险，来聘请这28位前高官，毕竟，他们虽然是有政府公关能力的候选人，但并不是太稀缺的人力资源，更非不可或缺。

美国四年一次的换届，为大型机构储备了一大批这类没有年龄限制的特殊人才，其中包括甚至可坐满几辆巴士的前国务卿、前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和一长队的前总统和前副总统。

这次制裁范围扩大到这28位前官员的家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如果包括成年的子女，那这个打击力度就未免有点太大了，甚至有点赶尽杀绝的意味。涉及自己亲人的事业发展机会，这些前官员想继续潇洒地“不屑一顾”，可能有点太理想化了。

简单地说，如果家人是在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公司工作，那现在只有离职。如果是某个美国咨询或会计公司要继续中国业务，这些人的子女就无法聘用；如果美国大学继续招中国留学生，这28人的家属就无法在这些学校工作。关键是，中国是否真的会认真去调查这些前官员的家属就业背景。

这次中国对离任高官的撕破脸皮制裁，是中美关系四年风雨飘摇的结果，希望这次制裁是个阶段性、标志性句号。

纵观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迹象，就是中国对美国各类制裁的反制措施，有样学样，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看头。

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反思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制裁大棒当慎用。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没有多少国家希望加入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联盟。这已经道明：国际社会需要的是合作，制裁只会带来反制裁。

作者是本地出版人

战略与产业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