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

拜登政府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已经陆续公布完成。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沿袭奥巴马时代的政治人物，以及华盛顿与国际外交界的专业人士。某种意义上说，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将重回美国的外交传统，多边主义将重新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主旋律。

对于亚洲，或者印太地区国家而言，最关注的显然是于1月13日宣布的消息，为奥巴马制定了重返亚洲政策的库尔特·坎贝尔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员。这一职务被媒体称之为“亚洲沙皇”。这充分反映了拜登对这一地区的态度。

拜登时代的亚洲政策，会与奥巴马时代有什么不同吗？坎贝尔当年为奥巴马确立的“重返亚洲”战略，被视为正确的战略，虽然其结果是失败的。拜登能避免重蹈覆辙吗？

首先，或许该回答的是，拜登会继承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吗？在很多观察人士眼中，基于中美关系，印太战略大概率会被拜登政府继承。毕竟，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展是美国的两党共识，也是美国政治圈中的主流声音。因此，基于类似美苏时代的遏制战略，似乎理所当然会成为美国在21世纪应对中国的最好策略。

但这样的策略真的是最佳方法吗？不仅中美的竞争不同于美苏时代的冷战关系，在亚洲，军事、安全与经贸关系的“平行世界”，就决定了诸如此类的遏制战略或积极进攻战略，不会受到亚洲国家的欢迎。

这一点，无论是亚太15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是中国与欧盟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已经足够说明这种复杂性，即使有拜登过渡团队对欧盟发出的警告——注意，并非来自特朗普政策——也无法阻止中欧签署该协定。所以，如果拜登政府继承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大概率是将很难取得成功。

另一值得注意的点是，美国白宫在1月12日罕见地解密了一份与美国印太战略相关的国安文件。外界观察者预期，特朗普政府此举，是为了让拜登政府上台后，某种程度上必须延续特朗普执政时期所制定的印太战略。

如果拜登政府未来舍弃印太战略中的部分内容，会被迫在公众都熟悉战略内容的前提下，做出相关决定。这也就意味着，拜登须考虑其政治后果和效应。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拜登的亚洲政策的一种束缚。

所以，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会是在奥巴马时代与特朗普时代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基于两者混合制定出新的亚洲政策吗？

正如前面所言，首先强调遏制中国的亚洲政策必然会遭遇失败。亚太国家并不欢迎这样的政策。它将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两国之间作选择，并且承受因此可能丧失“亚洲时代”的代价，亚洲的繁荣前景也将变得暗淡。

因此，拜登政府的新亚洲政策，必然要基于新的基准，也就是重新认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对中国正确的认识。

随着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再度崛起，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已经让全球其他地区的大国，意识到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下降，主要大国将更加明显地寻求自治、独立的地位。因此，拜登带领下的美国如果要重返亚洲，重新参与亚洲的事务，美国就须要摆脱过去地区主导者的身份，以更平等的身份参与。

同时，美国也须要正确认识中国的角色与地位。美国国内始终带着偏见在看待中国的崛起，强调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甚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竞争。如果美国始终秉持这样的观点，就必然无法制定出有效的亚洲政策。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对于亚洲的未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任何排除中国的措施都将无法实施。

正确的做法，将是更好地评估中国的角色和地位，尤其是正确认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对于亚洲政策十分重要。中国对美国所形成的挑战，经济层面上远大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缺乏这样的认识，意味着美国在说服其盟友或伙伴时，必将遭遇驴唇不对马嘴的尴尬。

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所说的：“笨蛋，是经济”。这句话今日也同样适用于亚洲，适用于中美关系。无法打破亚洲两个“平行世界”的界线，美国无法为亚洲提供一个保障经济繁荣前景的秩序框架，也将无法获得一个行之有效的亚洲政策。

最后，拜登政府亚洲政策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崛起，以及美国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存在的冲突，会在政治上对拜登形成极大的束缚。更何况，拜登政府一边强调实现美国国内经济的自给自足，同时又在努力宣示自身将领导美国重返世界，重新接回全球化的路线，这样矛盾的信息，恐怕也将影响其政策最终的实践，令外界怀疑拜登政策的诚意。

固然，以民主价值为号召似乎可以为拜登赢得政治正确，但如果缺乏务实的观察与远见，去制定其亚洲政策，拜登重蹈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失败的覆辙，将会是一种必然。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