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持续一年的冠病疫情，使每个社会原已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愈加突显或激化。用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的比喻，冠病就像是X光，穿透每个社会的皮肉，马上就能照见各处骨头的折裂，而且加剧了这些裂痕；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不平等问题。

必须说，没有一个社会能做到绝对的平等，共产社会只是乌托邦，一些地方实行后要么变样，要么失败。今天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就更不必说了。人人生而不平等，一个人一个样，有生理、心理、禀赋等等差别，因此也不可能人为地做到人人平等。

在各种理想社会的追求中，也许儒家的大同社会是比较接近现实的。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篇，所勾勒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简单说，是要通过良好治理和道德规范营造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

不过，这个中国人的理想历经2000多年，似乎从来未曾很好地实现过。封建社会哪有平等可言？现代社会计划经济行不通，但市场主义一实行，贫富悬殊立见。去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共在2015年提出，到了2020年要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贫困线设定为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约469新元）。实现这样的目标已经被认为是难能可贵了。

今天，人们谈论中比较平等的社会是北欧几个小国，挪威、芬兰、丹麦、瑞典和冰岛。它们被视为发达国家中最平等的范例。值得探讨的是，这种相对平等是如何达到的？既非共产主义，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和市场主义。其实，它们可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结合体。既有市场的作用，也有政府的干预，可以说是务实主义。

北欧国家的“平等”，就是人为大力干预市场，重新分配财富的结果。这些福利国家得力于很高的税率，特别是平均约40%的所得税，以及平均25%的消费税。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规定收入高过国民平均收入某个倍数（如1.3倍、1.5倍等）的，就得按更高的税率缴税，可以高达50%至60%。如果是定在国民平均收入1.3倍的话，就意味着许多中产者都受影响。

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为22%，大体上只有北欧国家的一半。消费税率目前是7%，相较之下，更是瞠乎其后。新加坡人能接受像北欧国家那么高的税率吗？看来很难。鉴于人口迅速老龄化，社会开支压力越来越大，疫情之前，政府原本打算在2021年至2025年之间把消费税调高至9%，就已一片哗然。要调高到25%，简直是天方夜谭。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北欧以及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实行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如免费教育、医疗和各种各样的补贴，靠的主要正是征收高所得税、公司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简单来说是劫富济贫，但被“劫”的其实也包括占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

尚达曼最近在《海峡时报》撰文指出，这些北欧国家有较强的社会团结力，是人们历经多个世纪生活在一起，休戚与共的结果，它们的模式很难移植到其他历史背景大不相同的社会。美国的做法就很不一样。冠病疫情一举暴露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和分裂，也暴露了其制度的缺陷。

虽然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但美国社会情况和北欧国家迥异。拥有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极力提倡自由市场，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共和与民主两党之争，人们也对现行体制失去了信任。不管谁执政，要出台纾困救急的措施，都会受到极大的阻力。美国之病，可为吾人之鉴。

新加坡的情况又如何呢？值得庆幸的是，政府有足够能力和财力应急，没有政党的恶斗，人民和政府也能密切配合，共抗疫情，共渡难关。但是，疫情同样愈加突出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低薪群体的窘境。要如何帮助他们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是个进行式的议题。疫情增加了问题的迫切性。

对此，尚达曼再次提出了“提升社会”说（an uplifting society）。用他的比喻，社会要像电动扶梯那样，集体提升，过程中人们也可以自由转换位置。而他所谓的提升，内容也是丰富的，包括：通过造就各种机会提升每一个人、提升穷困者和弱势者，以及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这或可理解为整个社会有一股力争上游的精神，而不是纷纷扰扰或萎靡不振。

问题关键是要怎样让所有的人，包括弱势群体，都搭上电动扶梯？要拉抬所有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低工资、低教育、低技能的一群，看来，多一点社会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那些干劳力活的人的收入，和一般中等阶层的收入实在相差太大了。无可否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来廉价劳工大大压低了这类工作的工资，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政府的外劳政策已经收紧，也不会逆转。人们应该理解其中的用意。

这回，尚达曼说得很清楚：“基本上，是要求我们重新肯定低工资的蓝领工作。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我们付给各种服务的费用得稍微增加。这是要形塑一个更公平和更有凝聚力的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立即想到清洁行业的工人，包括打扫街道的工人，以及小贩中心收碗碟抹桌子的工人，还有因疫情带动网购而勃兴的递送和送餐服务等等。

为提携低收入群体，你愿意每趟多付一两块钱给这些服务人员吗？此外，你每次消费愿意多付2%消费税分担国家的社会开支吗？有人说，新加坡是个避税天堂，世界各地的富豪纷纷把财产转移到这里，也刺激了房地产的价格。他们享有这里的安定和优惠，要他们多缴点税，大概也不会把他们吓跑吧？

不管你对以上这些问题给出什么答案，如果我们真要塑造一个可以集体提升的社会，那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因为天上不会掉下我们所需要的钱。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