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作者：吴焕燊，黄云娜

美国国会山庄骚乱重击“民主灯塔”，被指“煽动骚乱”的败选总统特朗普因而被三大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禁止发言，结果引发关于“网络巨企霸权”的激烈讨论，并在特朗普支持者带动下，掀起一波大型“社交媒体移民潮”；而和美国一样深陷“政治撕裂”泥沼的香港，亦有不少人热烈响应，积极“迁徙”至另一社交平台MeWe。然而，不少“移民”理据只是出于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情绪宣泄，在打倒一种霸权的同时，变相建立了另一种霸权，却从未认真反思应该如何限制垄断资源的“网络巨兽”、如何防止社交撕裂、如何取回资讯自主权——方能促进社会真正向前发展。

不少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山庄之乱源自社会矛盾激化之下的民粹崛起，而社交媒体的盛行正是这场社交动荡的巨大推手，所以，除了国会山庄这个“战场”之外，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早已硝烟弥漫。

早在去年底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保守派及特朗普支持者已不时指摘由矽谷精英掌控的科技巨头们“偏帮民主党”、“对选举资讯进行审查”，例如限制特朗普发表某些帖文，甚至为其帖文加上某些标签，以提醒用户有关内容有待核实等等，故发动支持者另起炉灶，移师至Parler、Gab、MeWe等新晋社交平台；直至近期涉嫌“煽动骚乱”的特朗普被Facebook、Twitter、Instagram以“公众安全”为由禁止发言，更是掀起一波大型的“社交媒体移民潮”—例如MeWe至今累积逾1,600万下载量，并在被指未有采取措施限制煽动暴力帖文传播的Parler遭苹果公司（Apple）和Google下架之后，三天之内新增100万个登记用户，而和美国一样深陷“政治撕裂”泥沼的香港更是热烈响应，MeWe下载量持续高踞三甲。

问题是，这番关于“网络巨企霸权”的激烈讨论当中，似乎充斥了太多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令大多数用户未能跳出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政治情绪的宣泄，好好看清科网市场被寡头垄断之下的巨大危机，例如透过掌控资讯的传播而影响政治博弈局势、利用“演算法”制造“回音廊”博取用户欢心的同时加剧族群撕裂等，如果急于“移民”打倒一种霸权，恐会建立起另一种霸权。

“移民潮”只会加厚同温层

因此，要从根本“打破”这种“霸权”，必须厘清它如何影响我们的本质，而当务之急，应该重新梳理“社交媒体移民”的因由。无可否认，这股“移民潮”背后，除了是一众“侵纷”愤怒的宣泄外，也是民众对这些大型科技平台长期累积不满的大爆发。香港恒生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陈智杰接受《香港01》访问时解释，这些平台虽然由私人公司以商业形式营运，但因为它们的存在和服务已经变成人们的必需品，所以公众对它们的期望也由普通商品提升至“公共产品”，继而为它们戴上一顶“道德光环”，希望其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偏偏，这些平台的业务早已变质，向来利用市场优势掠夺用户的“生物资讯”（biological data），分析消费行为、进行交易图利，藉此推出更多“度身定造”的服务、巩固垄断地位。

然而，当公众对社交平台产生了“高端期望”时，在公共讨论空间当中，却往往难以为那些“高端期望”寻求一套人人认同的客观标准。例如，Twitter和Facebook最初之所以限制特朗普的帖文，源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经常发表没有事实基础或煽动性言论，那些平台也因而被反对者质疑未能负起社会责任；然而，当它们援引1919年由大法官霍尔姆斯针对煽动性言论是否属于言论自由保护范围的问题提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限制特朗普帐号发言，以免极右组织再受“号召”破坏候任总统拜登就职典礼之后，又被另一阵营批评有关行为令科网巨企成为审查机器、“杀死美国民主”、“针对言论自由”云云，令平台陷入两难。

讽刺的是，这种壁垒分明的民粹局面，正正源自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在资讯大解放的今天，加上经过演算法运作的推送，公众更容易透过社交媒体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群体里，用户透过和同好者的“互相肯定”，不断深化自己的信念，形成无坚不摧的“回音廊”；群体外，民众各说各话，各自走向极端。《香港01》曾在《“同温层”之乱 “从众”四大后遗症》一文详细解释有关现象如何筑起意识形态的围墙，例如符合人类作为群体动物本来就倾向偏听偏心的心理特质、迎合追求“速度至上”和“情感主导”的表态文化、助长“我是你非”、“我正你邪”的对立风气、切断“共同感”的形成，令公共讨论难以达成共识。

陈智杰认为，在政治讨论上，社交媒体的政治取向可谓百花齐放，但也比较容易走偏锋，而且衍生“去中心化”、“去大台化”的情况。可以说，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之间存在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一方面，民粹政客更容易在百花齐放的社交媒体中寻获支持者，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亦能依靠这些政客“精彩”的言论，引来巨大流量。然而，当社会受社交媒体影响而愈趋两极，社交媒体的处境也就愈来愈尴尬——无论履行或不履行任何社会责任、采取或不采取任何限制措施，都会得罪光谱两端的任何一方，而本来就倾向支持美国民主党、处于光谱偏左位置的科网巨企们，就不时被特朗普及其右翼支持者攻击，更以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自居，继而发起“移民潮”，进行大反扑。

问题是，今天的Facebook和Twitter早已不是十多年前刚刚面世的模样，而谁又能确保当下正在崛起的MeWe他日不会变成另一个科企巨兽？有人或会反驳指，2012年创立的MeWe早已承诺“三不会”——不会贩卖广告、不会获取特定用户数据、不会基于政治偏见进行言论审查，相信能够改变社交媒体透过演算法制造“言论同温层”的生态，令用户不会只看见自己倾向观看的内容；然而，明眼人都知道，当下这股打着“反对网络巨企霸权”旗号的“移民潮”，实质只是在个别政治阵营当中盛行——换言之，“移民者”大多来自同一政治光谱，就算没有演算法的选择性推送，他们本就选择了既定内容，令同温层愈积愈厚。

“移民”前后需要思考什么？

“移民潮”使民众立场的对立愈来愈严重，甚至由资讯对立演变为平台之争，恐怕令社会加速丧失讨论的空间。不过，陈智杰并不完全悲观，反倒相信总有用户愿意同时使用不同的平台，而非将自己局限在“炉”边；但他也提出三大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即使转去全新平台，也难保平台未来不会改变原则、不会成为大型商业机构。当这些平台发展到拥有庞大用户数量、有利可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打算收购。例如这次社交平台“移民潮”另一引子——即时通讯程式WhatsApp，也曾信誓旦旦要保护用户私隐，但至2014年被Facebook以天价收购之后，近日却要求用户同意两者共享数据。

第二，如果要靠商业媒体平台自行规管发布内容，它们为免卷入政治纷争，一般多会采取自动程式代替人手审查；然而，有关模式最多只能筛选虚假资讯，实在难以过滤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言论。因此，即使是全新的社交平台，恐怕也难免陷入“针对言论”与“保障言论”之争。

第三，需要思考国家、政府在社交媒体或者互联网世界的角色。说到底，这些科技巨企都是上市公司，均受监管当局的规范。就如欧洲，一直都在讨论反垄断的议题，对科技巨企有很大程度上的限制，例如规定科技企业需对用户在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负责，若要视互联网为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国家、政府就必须介入其中进行规管，以保持“网络中立”。

当科技主人，还是奉科技为主？

尽管“网络规管”往往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但事到如今，这的确是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例如，虽然特朗普被禁言一事引发各方争议，但客观而言，无论美国内部乃至世界范围，仍然有不少声音认为有关措施虽然“侵害了言论自由”，但最终还是守护了社会的秩序、彰显了公义的力量、占据了道德高地；不过，这也突显社交媒体坐大的无限危机——原来一个国家的秩序、公义和道德，可以由这群独占市场的“网络巨兽”说了算。

社交媒体权力的失控，明显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德国总理默克尔便批评禁言之举“有问题”，德国政府发言人赛柏特（Steffen Seibert）亦表示，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利，当要对其作出限制时，必须基于法律、依循框架，而非由社交媒体的管理层自行决定。法国财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也指出，负责规管网络的应该是国家，而不是“数码寡头”，他更形容这些科技巨企是“对民主的威胁之一”。事实上，德国早于2017年出台《网络执行法》，澳洲也于2019年通过《限制令人憎恨的暴力内容传播法案》，而英国政府上月中旬也正式发布题为《英国引领社交媒体“问责制新时代”》文件，表明将为网络科技公司引入新规则、严惩未能保护用户的公司和保留高层担责权力、平台有责任应对合法和非法的伤害、平台有义务保护儿童安全使用网络等。

“近一个星期的社媒之乱，其实敲响了警钟，让用户进一步反思：究竟为了服务及方便，他们愿意牺牲多少个人资料？愿意牺牲多少言论及思想自由？当这一两间跨国社媒占有垄断性的地位时，国际社会应如何让市场出现更好及更健康的竞争，让消费者有真正的选择呢？”时事评论员王慧麟日前在报章撰写《转会潮的思考》，以此鞭策各地用户自我反省。确实，在社交媒体创造出来的舆论动态当中，大家早已忘记到底我们是科技的主人，还是科技是我们的主人——渐渐失去接收资讯的主动性，任由这些平台主宰我们的思考模式，变成一种单一维度的固化思考。“移民”也好，“留守”也罢，真正能够“打倒网络霸权”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重新主导接收资讯的权利、主动拥抱多元观点的表达、共建“和而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