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鲁宾逊

2020年，2019冠状病毒疾病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但是，它也向我们证明，只要形成了行动的政治共识，人类的才华和创新就能以必要的规模和速度得到运用，以克服全球挑战。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测试并开始部署多种有效的冠病疫苗。现在，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对抗人类的另一大生存威胁——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月指出：“我们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取决于果断的气候行动。”

但是，即使在去年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上，许多领导人的承诺，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克服这一集体挑战的要求。诚然，欧盟、英国，甚至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小国，都大大提高了它们的2030年减排目标，但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也须跟进，最好是在今年11月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会议（COP26）之前。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再也没有拖延和搪塞的借口。

五年前，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后，世界达成共识，缔结《巴黎协定》。这是近几年来，多边外交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但绝不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不继之以更大的行动承诺，《巴黎协定》的遗产就有可能被挥霍殆尽。

对于当年聚集在巴黎的人士来说，在经历了这五年来的各种事件后，地缘政治格局已是面目全非。五年前，“冠状病毒”和“英国脱欧”这样的词汇只会让人困惑地耸耸肩；如今，它们却引起了全世界决策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高度关注。

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事态发展掩盖对气候行动，特别是气候融资的持续和日益迫切的需要。10多年前，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帮助穷国开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工作。这一最后期限现已过去，这些国家仍未兑现承诺。

尽管如此，希望仍在。让我很高兴的是，美国当选总统拜登重申，他将在上任后立即重返《巴黎协定》。在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世界经历了毫无必要的破坏，白白浪费了四年，现在急需美国的领导。美国向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支付20亿美元，以完成其对1000亿美元承诺的份额，将是重返《巴黎协定》的切实一步。这笔资金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时就已答应拨付，所以没有任何借口让它继续留在美国财政部的库房里。

同样，其他富裕国家也不能拿关注点重新集中在美国作为借口，撤回自己的承诺。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宣布，她将在明年启动一个新的气候融资国际进程，这是个值得欢迎的意向宣言。不过，过去的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对慷慨陈词抱有太大幻想。

此外，所有国家都必须在2021年明确证明，它们正在检讨并寻求增强其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的雄心。国家自主贡献是一份自愿性文书，签署国将通过该文书，履行其在《巴黎协定》下的承诺。

团结和正义是《巴黎协定》和同样于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在我们努力从冠病疫情的冲击中实现可持续复苏之际，这些原则及其所带来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真相是，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五年里，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减排所需要的政策，包括终止化石燃料补贴、有意义的碳定价、可再生能源投资等，时断时续，前后不一，也缺乏协作。但是，气候危机和冠病一样，并不会尊重边境，也不会把国家主权放在眼里。

在人们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病毒上的同时，从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山火，到孟加拉湾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迫使200万人撤离家园的风暴，世界也经历了越来越极端的天气现象。我们都强烈而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以及我们的命运，不分国界和世代，是多么紧密地相连在一起。

在我们从巴黎迈向2030年的过程中，全球领导人、企业和公民都应该预料到，他们会因今天所采取（或未采取）的行动而被评判。我们的子孙后代和地球，都不会容忍更多自私的短视行为。

作者Mary Robinson是爱尔兰前总统，联合国前人权高级专员，现为元老会主席。

英文原题：No Time to Spare for the Paris Climate 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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