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民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接受两位在英国修读法律的年轻人访问时，大谈香港政局与环球政治，其间以美国国会山庄骚乱为例，反问香港示威者“普选”是否就是一个解决社会动乱的方案，同时又认定民主并非解决所有政治及社会问题的唯一选项。无可否认，确有许多香港人在争取民主普选，甚至天真地认为这就是“唯一选项”，但政治领袖要带领香港走出困局，应该做的不是轻率否定民主，而是思考香港实行民主需要什么基础，以及政治精英应如何建立、巩固这些基础，好让民主变得高质。可惜建制派却一直没有做好这些工作。

许多人都在谈论深层次矛盾，虽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能有分歧，但大体上都同意香港已陷入失治。其实，深层次矛盾并不高深，简单而言就是各项领域都缺乏公平正义——社会经济受少数既得利益者把持、分配严重不均；政制追不上时代要求，以致无法充份疏导民意进体制之中。但处理社会经济弊端和政制缺失，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只有社会经济改革，但政制发展持续滞后，等如未能落实《基本法》第45条；但如果空有“普选”但在社经领域上缺乏公平分配，政治可能会变得高度民粹。事实上，从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以及特朗普这种蛊惑人心的政客入主白宫可见，民主普选也有可能沦为低质的政治实验。从这个角度而言，叶刘对民主选举有所质疑，并非毫无道理。

某程度上，叶刘也知道香港的问题所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她便提议要妥善处理房屋、产业和教育问题，收窄贫富差距，而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她亦批评政府在房屋等问题上令年轻人看不到出路，产生怨愤下走上街头。可以想像，如果能够沿著上述思路去推动社会经济改革，通过产业多元化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出路，以及通过完善分配避免财富过度倾斜，社会怨气不致于那么多，在这个基础上实践民主，即使香港出现类似特朗普的极端政客，也不会有太大号召力。

改革是唯一出路

问题就在于，像叶刘那样的精英即使早在2014年就有正确认识，但却没有具体动作。将来大家或许只会记得她热衷狙击BNO，却没有运用前特区高官的丰富行政经验、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的双重身份，督促政府改革。其实不只是叶刘，整个建制阵营都有这个毛病。虽然有点事后孔明，但如果在伞运后执政联盟就开展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改革，或许未必有旺角暴动和反修例运动。我们错失了两次改革机会，现在还要错失第三次吗？

叶刘与两名法律系学生谈论“美国即将换上新总统”，未知她是否看到拜登有意在经济管理上摆脱不干预旧习。对美国来说，这是通过克服不平等、藉以扫除民粹主义、继而重建高质民主的尝试。虽然香港和美国不能简单类比，但箇中原理却是一样——只要我们的精英能够尽快啟动社会经济改革，处理房屋、就业、交通、医疗、安老等问题，让市民看到到希望，届时再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发展《基本法》承诺的民主普选，绝非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