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在前所未见的危机和深重的撕裂之时，‘美国团结’昭示一段新旅程的开端，这段新旅程将恢复美国之魂，把国家团结起来，并为更美好的将来开辟道路。”就在国会冲击事件发生后数日，拜登团队公布下周三（1月20日）就职演说的主题——美国团结。在这个超级大国陷入巨大考验的时候，宣示团结理所当然，但如何才能达致真正团结，特别是通过社会经济治理上的改革、让人民雨露均沾，却是大有学问。拜登似乎已掌握窍门，问题是他是否有胆识和能耐一干到底。

美国撕裂、不得团结的根源是什么，众说纷纭。不少人认为是种族矛盾，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为什么美国在诞生了首位黑人总统后，还会发生大规模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多一两个黑人政治领袖，显然不足以改善广大黑人的生活环境及消弭种族歧视。也有人认为是美国建制精英无力阻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抢”美国饭碗，导致美国打工仔心生怨怼。第二种说法多少有些合理性，毕竟新兴国家的崛起确实分薄了美国的份额，问题是特朗普却以一种愚蠢的方法，亦即贸易战去应对。事实上，从美国去年11月贸易逆差创14年新高可见，贸易战根本于事无补。

1月1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探讨国会骚乱背后的种种原因，包括“滴漏效应”站不住脚、美国企业家精神欠缺道德制约等。类似观点是近年美国社会的讨论焦点，甚至成为选举议题，这可从拜登的初选对手、“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最近两届大选刮起旋风可以看出。其实，桑德斯带出的讯息并不新颖，却很有感染力，大概就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无法令全体人民雨露均沾。去年11月底，他在社交网站上列出一些骇人的数据，显示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Jeff Bezos）和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09年的财富分别“只”有68亿和20亿美元，但在2020年激增至1,840亿和1,003亿美元；反观，美国在上述两个年份的最低工资，则仍然是7.25美元。显然，这揭示了美国的两极分化有多么严重。

根题根源：新自由主义

虽然没有言明，但斯蒂格里茨和桑德斯针对的无疑是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这种同样盛行于英国和香港的“哲学”高举市场价值，把政府干预视作万恶，华尔街和巨型企业在过程中摧毁中产，再分配不到位，连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医保也无法回应人民诉求。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因种种原因而延迟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首先是美国胜出冷战令这个超级大国失去反思的诱因，直至2008年金融海啸后奥巴马才幡然醒悟，但他除了推出旨在限制金融风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外，几乎再无佳作。特朗普就更不堪，他本人就是利用“令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煽动性口号上位，虽然声言要“抽干沼泽”，实际上只关心道指是否刷新高位，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根本不在议程之上。

“美国团结”是否留于口号，抑或会针对1980年代以来的失治推出实际改革，尚待观察，但从拜登过往数月的举动可见，他似乎已看到了问题。他在政纲上提出投资住屋和基建、推动创新和复兴制造业，都反映他知道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政策执行，而这在某程度上亦给人看到曙光——有望出任财长的联储局前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这一学说与反对干预的芝加哥学派敌对，如果她能获得足够权力，可望扭转美国在经济管理上的不干预旧习；分别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的鲁斯（Cecilia Rouse）及谭登（Neera Tanden），则主张增加劳工收入，桑德斯甚至可能出任劳工部部长，也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见，起码阵容上，拜登宣示了与上届政府截然不同的取态，更重视克服不平等带来的祸患。

但拜登的“美国团结”要切实到位才有意义，否则就像其前上司奥巴马一样，口里说“改变”（Change）但改革欠奉，最终沦为笑柄。对于拜登来说，奥巴马的教训是深刻的，倘若改革不到位，团结根本无从谈起。说不定在四年或八年后，会有另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利用人民的怨怼窃取大位，到时美国社会肯定比现在更撕裂。而同样经历了多重难关的香港，政治领袖又有否改革的觉悟，愿意务实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