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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冠病疫情在去年下半年逐渐好转后，每日新增病例过去几周却再度大幅上涨，每天都徘徊在2000多至3000多起，居高不下。对于有关当局是否应该重启去年上半年锁国封城的行动管制令，各界议论纷纷，因为虽然行管令确实能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但也对经济运作造成重大打击，已然低迷的经济能否再承受一轮的行管令，是一个问题。

然而，当越来越多民众知悉亲朋戚友也受到冠病感染、病毒看来无处不在时，一股共识逐渐凝聚起来，认为的确有必要再次实施某种程度的行管令。因此，当马国首相慕尤丁在本周一傍晚宣布新一轮的行管令时，各界看来似乎是松了一口气，因为猜测了近一周的行管令实施与否，终于有了答案。这一轮行管令的限制因州而异，在疫情特别严重，且是马国经济重镇的吉隆坡、雪兰莪、槟城等尤其严格，但各界也只能坦然面对，毕竟抗疫保命最为要紧。

不过，隔天早上马国各界却被突如其来的重大宣布所震撼。事关国家元首发表文告，慕尤丁随后发表演说，谓元首已御准颁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慕尤丁强调，他之所以劝喻元首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冠病疫情严重，政府须有更为果断的权力来抗疫云云。不过，各界纷纷质疑，政府前一晚才宣布即将实施行管令，大家都会乖乖待在家里，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权力来抗疫呢？

慕尤丁进一步解释，譬如政府须征用私人医疗设施与其他民间资源来抗疫，即可以元首颁布、具有与国会立法同等效力的谕令来合法处理。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更令有识之士感到纳闷。因为一方面，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可通过现有的、赋予政府巨大权力的公共卫生方面的法令与条规，来完成这些任务；另一方面，若政府认为这些法律有所不足或“绑手绑脚”之处，使得抗疫工作受到阻扰，大可修订或制定新的相关抗疫法规。无论是反对党议员，还是近日越来越与慕尤丁对着干的执政联盟里的许多巫统议员，应该不会反对这样的修法或立法。疫情当前，无论哪一方，如果蓄意不尽力抗疫，必然受到各界的谴责。因此，为何还有必要大手大脚地把全国带入紧急状态呢？

对于紧急状态，马国宪法明文规定三项前提，即受到外敌侵袭、公共秩序失控与经济陷于危殆处境。马国目前当然没有外敌逼境，也没有民众上街示威，大家虽心有不忿，但也还是乖乖待在家里，所以客观上前两项先决条件都不符合。至于经济方面，马国经济当下虽然低迷，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更加低迷，当时也未颁布紧急状态。慕尤丁引用法院判例，谓紧急状态的定义应该扩大来诠释，以包含当下的严重疫情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诚然，颁布紧急状态与否是元首的权力，但因马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掌握实权的首相须对元首作出劝喻才得以成事。因此，即便慕尤丁多次强调，紧急状态是由元首所颁布的，但这项决定的最终政治责任，应该还是由慕尤丁来承担。

的确，在紧急状态下，国会与各州州议会停止运作，立法与行政大权皆包揽在慕尤丁手中，即便慕尤丁承诺不干涉司法运作，但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时，法院不能推翻元首在政府劝喻下所颁布的、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谕令。国会在紧急状态结束后，虽然有权废除或修订这些谕令，但原则上紧急状态的时限可无限、多次延长，以至无法开会。慕尤丁在演说中口头答应各界，说只会颁布有关抗疫的谕令，基本上是强势地要各界无条件信任他，他会在没有制度性制衡的情况下，以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为前提来治国。是否如此，坦白说也无从保证。

因此，各界不免揣测，慕尤丁启动紧急状态，真正的动机应该是为了阻止巫统主流派不时伙同反对党，来企图推翻他那岌岌可危的政府。在平时，如果政府失去过半数议员的支持，依照马国所师承的英国国会民主惯例，即应总辞；但在紧急状态下，无论是宪法或惯例，皆无提及失去半数议员支持的政府是否应该下台。例如就在紧急状态颁布当天下午，又有一名巫统议员宣布不支持慕尤丁，导致马国政府实质上已成为少数政府，但慕尤丁仗着紧急状态回避问题。

更有甚者，慕尤丁扩大诠释紧急状态的定义，也为以后即便恢复国会民主后的马国政府，竖立了不良先例。以后遇上类似政治危机的政府，也可依法炮制地扩大诠释当时的一些事态，来颁布紧急状态，以便继续掌权，议会民主也就失去实质意义了。再说，在紧急状态期间掌权的政府，当然也可以此类推地“扩大”定义，这或是为何慕尤丁在演说近尾声时，提到的政府会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企图破坏政府抗疫措施者。在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在紧急状态期间原则上可被冻结的情况下，批判当局的抗疫政策，是否会被当局视为破坏政府抗疫工作而受到严厉对付，也还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看来紧急状态的颁布与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这是因为许多商家所关注的，主要是能否早日开门做生意，对于民主政治的进展则未必很关心。马国走上这条政治不归路，以后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