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世卫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将在周四（14日）抵达最先爆发疫情的中国考察。一 些人或会觉得，到了现在才“溯源”是姗姗来迟，因为一年过后许多“环境证供”已不复存在。但更重要的是世卫和中国一些客观存在的体制问题，特别是疫情管理机制，不见得会因一次考察就可获解决。我们既已经历并深刻反思过往一年的种种，其实更值得思考如何在危机后把握进步的契机，而这次世卫来华考察，便可成为进步的起点。

2019年12月底，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通报27宗不明肺炎病例，当时肯定有不少人等闲视之，没有预计到疫情会引发武汉封城、全国停摆，甚至全球大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意识到人类“失去2020年”，既有人选择在疫情中互相扶持，但更多的是指摘。

处于争议中心的无疑是中国和世卫。对中国而言，外界指控其隐瞒，事实上武汉市政府确实高估了自身的防控能力和低估了疫情严重性，压制了疫情资讯传播，为了规避压力和保住过年气氛，暗地里淡化疫情，甚至强硬“处理”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至于世卫，包括港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在指摘这个理应保障全球公共卫生的机构疏于职守，过份迁就中国，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甚至声言世卫应改称“中国卫生组织”。

世卫偏帮中国的指控是流于偏见，但世卫应对不力也是事实。而在这背景底下，世卫专家组这次考察中国，部份自视“失去2020年”的人必然会以放大镜看待世卫的表现，徒增世卫必须“找到罪证”的压力，否则就会坐实迁就、甚至偏袒中国的指控。有情绪可以理解，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只会流于指摘，看不到暗藏的种种结构性弊端，而克服这些弊端，才是世界在吸取新冠疫情教训后已经成熟起来、并预备好打下一场将来必然出现的疫症的表现。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必须改革

世卫专家组来华考察，是值得肯定的，但毕竟只是考察而已。这个组织的问题在于缺乏调查实权，只能提供没有约束力的建议。这其实是一个牵涉全球治理的问题——早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时，世卫亦在淡化疫情的美国政客面前束手无策。世卫本应在当时就作出实质改革，可惜因为H1N1流感的影响范围没有新冠疫情那么大，未能引起人们对世卫体制缺陷的关注，致使改革没有启动。如今，新冠肺炎已导致9,000万人感染，194万人丧生，全球领袖应该在疫情一周年之际，思考为世卫扩充政治权力，让它更好地发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作用了。

至于被一些人视为“新冠罪魁”的中国，也有改革公共卫生治理的迫切性。中国在2003年“沙斯”后建立了传染病直报系统，但它显然在预报这次疫情上失灵。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系统，而是在于具备专业知识的疾控系统人员没有行政权，而负责指挥的卫生系统官员却未必懂得传染病，更要命的是，这些官员在现行高压的政治体制下，担心如实公布疫情可能引发“恶劣政治影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下唯有选择限制信息。未来，内地有必要在重大疾病预防问题上给予专业人员更多空间与许可权，最紧要的，是赋予疾控中心对外发布讯息的实权。

对于世卫专家组来华考察，我们乐见其成，希望他们可找到一些有关疫情爆发的资料，这对弄清真相有帮助。但这些工作却无助于解决体制上的不足。真正有意义的，在于如何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挑战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这就必须由世卫，中国，以致其他们国家积极改革。十九世纪德意志哲学家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类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教训”，希望我们的官员能够切实思考如何在危机后把握进步的契机，不要让死于疫情的人白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