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工商时报》社论

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大陆经济勉力通过严重疫情考验，使其GDP（国内生产总值）难得获致正增长，且全年GDP数值超越了人民币1百兆元大关，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如此“百兆元级GDP”，诚然值得大陆官民自豪，但陆方主政者仍须注意到，它也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或压力；主要是，它可能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中”势力益形坐大，而更深刻地干扰大陆经济发展。这种负面的后续影响，大陆主政者有必要妥适因应，以求趋吉避凶。

回顾2019年，中国大陆GDP数额已达人民币99.0865兆元，按当年汇率，折合14.4兆美元，而同一年美国GDP为21.7兆美元，也就是大陆GDP规模已达美国的66.36%，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

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大陆GDP规模的对美落差更为缩小。因为大陆疫情控制成效优于美国，至下半年，大陆生产活动已基本回复常轨，比美国表现为佳，所以，2020年大陆GDP据估计仍有正增长，惟美国则是负增长。一正一负，两者差距自然缩减。

而这一年中国大陆GDP年增率只要超过1%，则其绝对数值就会逾越人民币百兆元大关，当然其折合美元数额亦会同步增长。如按IMF（国际货币基金）在2020年年尾估测数据，这一年中国大陆GDP正增长1.85%，绝对数值折合15.22兆美元；同年美国GDP负增长4.27%，绝对数值缩为20.81兆美元。若以此为准，则2020年中国大陆GDP规模已扩大到美国的73%，一口气比2019年“膨胀”了6.78个百分点，即更加“逼近”美国的GDP规模，亦是史上首度有单一国家GDP数额如此接近美国。

当前正是美国“改朝换代”前夕，却浮现“中国大陆GDP加速追赶美国”讯息，不免影响美国拜登新政府的对中经贸政策取向。原本，普世预料，拜登上台后，虽然仍会设法阻挡中方对美国作经贸争锋，但可望大幅修正特朗普对中“直球对决”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手法，不再急于逼迫中方就范。

惟上述讯息一出，拜登政府难免因此升高对中的警戒心，也可能持续沿用特朗普一些激烈的对中贸战手段（如直接针对中方特定企业），以拖延中国大陆经济规模赶、超美国步伐。这是中国大陆对外经贸发展的重大变数。

另有两个应受重视的动态，一是“中欧投资协定”甫于去年末完成谈判，随即传出消息说，欧盟内部一些国家，不满德国强势主导该协定谈判过程、未能在协定文本纳列这些国家的对中意见，因而扬言在各该国国会及欧洲议会审议时加以杯葛，致该协定最终能否生效，尚不确定。

第二个动态，是关于中国大陆稍早前表态有意加入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之事，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居然公开回应说，CPTPP要求成员国必须具有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安排，而就当前中国大陆的政经体制而言，其恐怕很难加入。菅义伟如此让中国大陆碰软钉子，不知所为何来？

直白地说，国际社会现在对大陆经济是颇有“恐巨症”，因后者的“量体”太大（大陆GDP约是日本的三倍），很容易影响任何单一外国的产经生态，难怪经常会被提防。而这种情况，在大陆GDP数额逾人民币百兆元大关后，必然更加凸显。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陆经济扩张到这么大的规模后，反倒容易担当国际社会的建设性角色，俾为大陆自身持续发展创造和谐安定的外部环境。就此，大陆有必要加速产业科技突破，并藉此扩大对外技术移转；同时，其须倾力扩大进口，及尽可能地授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果能如此，则大陆经济将更易壮大，且大而可亲。

除此之外，莫忽略大陆内部经济生态，也会受到大陆经济规模显着扩大的影响。亦即，大陆GDP数额越过人民币百兆元大关后，其每年经济增长率，因“分母”已甚大，自然会相对“扁平化”，若能有个5%就很难得，实不易重演以往两位数高增长。

这种情况，会影响大陆社会的经济心理，使其从着重“做大饼”变成聚焦“分大饼”；即多数民众会更关注社会财富是否公平、合理分配，而给主政者带来相关的改革压力。

如何在市场机制下，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报偿对价关系，同时采取适宜政策举措以缩减贫富差距，应是大陆政府未来的重点政务。至于以往“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已可完全终结。这也应是大陆GDP逾人民币百兆元大关的后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