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渡

围绕“合力追踪”数据用途的争议，已不再聚焦于是否牵涉隐私问题。广大群众相信能接受，警方在调查严重罪行时，应有权搜集和使用包括“合力追踪”数据在内的证据。

舆论过去几天的激辩厘清了几点。首先，政府如果有意“监视”绝大多数的良好市民，现有的电眼科技已绰绰有余，何须大费周章再花1000万元，以防疫之名行监控之实？再者，平日问心无愧，也就无须惧怕让警方有权使用相关数据。

其三，政府如果有意侵犯隐私，大可强制使用“合力追踪”，而不是让民众保留自愿参与的权利。

另外，一些国人也许出于“合力追踪达到一定使用率才能进一步解封”的心理勉强使用，但相信也有不少人为了尽可能减少电子设备能捕捉到的数据，而不携带防疫器，或在进入商场后关闭手机蓝牙功能。这对防疫工作造成的困扰可留日后细谈，但就政府或警方真正能从“合力追踪”工作中获取的数据量和可靠度而言，实际上是有局限的。

部分公众则把注意力放在政民之间的信任上。他们认为，政府当初既然屡次强调“合力追踪”数据仅限于感染追查工作，就不应该“出尔反尔”，在获得民众对计划的信任后，再“改口”表明数据能用于查案工作。

政府确曾说过，合力追踪和SafeEntry系统只用于追查工作，“用意不是为了侦察违例和违规行为”。这也是部分公众认为政府理亏的原因。但用意和用途毕竟不同，有什么样的出发点，只能说明数据最主要的用途，但不能说明能否用于其他同样迫切或更迫切的用途。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说，他当时并未想到《刑事诉讼法》可授权索取“合力追踪”数据，但即便如此，偌大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可能没有其他人意识到。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用合力追踪数据查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也没人认为须要特别着墨。

在多数人对数据可用于查案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却有一些人急于请出诚信这把尚方宝剑，这使课题失焦之余，还有几分吊诡。民众拿诚信问责政府并不出奇，但如果回顾这次讨论的缘起就会发现，提出这道口头询问的是来自执政党的议员迪舒沙，而内政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陈国明的答复也只有简短的两段。当天还是国会在网上直播议事的首日。这再次显示，在政府的认知里，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会触动部分民众敏感神经的课题，否则也不会如此简单带过，等到事件隔天炸开，才由维文进一步澄清。

因此，与其说网民由衷认为政府在透明度上出了问题，核心症结恐怕是民众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政府在不同时间点所释放的信号。这些信息本质上并不相斥，但分散开来透露会获得不对称的关注度，并在感官上造成违和感，让政府成了最自然的泄愤对象。

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看，政府吃了哑巴亏。显然，政府如何预设民众在敏感课题上的反应，以及在释放信息的时间点、方式和信息量上，还有改进的地方。从民众的观点出发，虽说要重新建立被削弱的互信并不容易，但也并非不可及。判断诚信的指标，一方面可以对照过往记录，也可以观察在出现闪失后的反应。

思绪沉淀后，还是得把精力放回抗疫的实战上。国人过去近一年配合“合力追踪”计划所取得的抗疫成果有目共睹，如果因为这次争论而自乱阵脚，这份可贵的“合力”精神将会少了一些亮光。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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