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发生于美国国会的骚乱不单引起西方多国关注，香港建制派也纷纷“抽水”，把事件与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有示威者攻入立法会相提并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嘲讽“梁继平肯定不会冲入美国国会”，工联会陆颂雄认为两件事的分别在于“美国警察会用实弹射杀闯入国会的示威者”，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驊则认为“世界轮流转”。美国骚乱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深层次问题和局限，香港建制派或许有“如获至宝”的理据，但想深一层，他们恐怕没有“抽水”的资格。

许多评论指出两次事件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民粹因素影响，示威者同样通过暴力冲击政权机关的方式去宣示自身立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其实都是政客失责的结果：美国国会骚乱之所以发生，直接原因是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加上克鲁兹等趋炎附势的政客“加持”，结果激发示威者以极不文明的方式表达立场；香港政府没有“鼓励”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但事件却是在当局粗暴修例、建制派盲目护航的背景下发生，背后还有社会经济矛盾、政制落后等复杂因素纠结。

不预先“拆弹”酿成骚乱

香港社会持续不稳，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无能的政府，但建制派没有匡正过失，也是难辞其咎。骚乱不会无缘无故上演，这就考验从政者是否具备预先“拆弹”的能力。反修例运动之所以发生，虽与市民忧虑内地法制未健全有关，但亦与工联会等建制派为政府提供“铁票”、导致后者缺乏诱因向市民细心解说有关。这些都是香港发生“骚乱”的重要背景。远因方面，历届政府解决民生困局无方，例如在梁振英卸任前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长达4.7年，较2012年上任时增加两年，这增加而非舒缓市民怨气。

美国经常在国际事务上指指点点，但却处理不好本国问题，建制派自然有了嘲讽的理由。但嘲讽从来不是从政者的职志，让人民安身立命才是。可惜我们的从政者错过了太多“拆弹”的光阴——高官不思改革，建制议员唯唯诺诺，结果管治质素不断刷新下限，若非疫情和国安法，香港可能与美国一样，继续上演骚乱。

孟子曾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美国固然喜欢作别人的老师，而欠缺躬身自省的觉悟，香港高官和建制派何尝不更是这样？假如他们能够痛彻反省，检讨失治原因，迎难而上，有序在社会经济和政制问题上作出改革，香港便可迎来善治、告别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