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正当欧美多国疫情仍然肆虐，最先爆发疫情的中国在一年后大体恢复常态，但疫情的教训毕竟非常深刻，值得国人在常态之中反思当时的种种不正常状态，藉以吸取教训。《香港01》记者上月重返疫情首发地武汉，访问了因出版《武汉日记》而备受争议的作家方方。

方方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属“体制内”作家。去年年初武汉封城后，她从1月25日起每天撰写日记，记录封城期间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直到3月25日为止。原本，没有人关心她写了什么，但4月份其日记将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便出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些人觉得出版未尝不可，毕竟这是多元表达，另一些人则觉得方方向西方“递刀”，对其做法有所保留。

所谓“递刀”论，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相对有逻辑，即西方对中国本来就有偏见，加上疫情确实首先在中国爆发，而湖北官方又确实曾经疏于应对，出版等同向急于向中国追责的西方提供证据；另一种则毫无理性可言，认为出版有违“主旋律”，为了制止出版，上纲上线，指责方方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甚至泄露方方的住址，“组队去武汉杀人”。

狭隘民族主义不可取

第二种说法显然是情绪式反应，而有这种反应的人，估计也没有细心读过《武汉日记》。日记虽然提出批评，但其实相当温和，记载了食物、宠物、睡眠、朋友之类的生活琐事，也写有在武汉建立灾难纪念碑之类的感性内容，很难联想到作者是在挑战国家利益。按照方方受访时的说法，六十篇日记旨在实是求是，“希望政府能保持常识以及期待追责，如此而已”。

迄今为止，日记仍然无法在内地出版，或许是因为极左舆论和部份“宁左勿右”的官员阻挠所致。但他们应当思考，多元声音是否和国家利益必然有冲突。正如方方所说，如果“连对个体的同情都不能表达”，可能“让西方读者认为中国的言论空间这么狭窄”，更严重甚至会令人质疑中国“作贼心虚”，这又是不是另一种“递刀”？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曾经令中国政府和人民手足无措，但凭藉官方逐渐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加上人民愿意牺牲短期自由，中国最终克服了考验，这是了不起的治理表现。但一个国家的成就，是否只能以赞美去论证，而不能经受得起批评和质疑？任由脑袋充斥狭隘民族主义，动辄上纲上线，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蓬勃发展，不见得有任何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