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

发端于2019年年末，2020年在全球大流行的冠状病毒疾病，在发生之初，大概没有谁会料到，这场当时并不被普遍看“重”的疫情，会在一年中演变成一场自二战以来，对人类命运威胁最大的危机——让全球上千万人感染、上百万人失去生命、不计其数的人在贫困中挣扎。

冠病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岂止当年沙斯（SARS）的百倍，而且疫情肆虐至今仍未停止，去年末再掀波澜：翘首以盼的疫苗刚刚在多国落地，英国和南非的变异病毒又来袭。

这是一场世纪之疫。

我们不妨抱着敬畏之心，审视回顾一下这场疫情的轨迹，或许可以从中学习和得到启发。倘若如此，人类总算没有白白受苦。

我们也许还没有忘记，当疫情在2020年初首先在中国武汉及湖北省暴发之时，全中国立即紧急动员起来，几乎在一夜间千城封锁、亿人禁足，全国上下、城乡内外顿时一片寂静。十几亿中国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和众志成城，度过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压抑最不寻常的春节和春天。

几个月的艰苦封禁，换来中国经济在全球首先复苏和增长。在十一黄金周的狂欢中，尽享呼吸畅快与出行自由的中国人，发出了“霹雳手段方是菩萨心肠”的感慨，表达了人民对政府严厉措施的赞许和个人为此所付出的认同。

就在中国全力以赴、万众一心抗疫的时候，如果人们没有忘记，西方多国却普遍隔岸观火，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几乎不把疫情的严峻与中国的努力放在眼里，仍然高喊自由与人权，因而坐失防控良机，很快就遭遇疫情铺天盖地的侵袭。多国在短时间内纷纷“沦陷”，在一年中由疫情暴发所造成的生命与经济损失，已是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人们可以轻蔑地说中国抗疫成功，不过是体制的胜利，但这已不是重点。重中之重和极具讽刺的是，疫情和死亡在中国得以迅速受到控制，整天高喊自由人权的很多国家，如今仍深陷疫情的泥潭，看不到光明。特别是年初提出的“群体免疫”，也被学者指为不过是无力抗疫和放弃抗疫的托辞，成了最不讲人道的措施，也酿成最不人道的后果。

但不要误会，这决非一场体制之争。回望这场世纪之疫时，其实不难发现，有一样东西对各国抗疫始终发挥影响，那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博弈，它已超越政治本身。

整体而言，无论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层面，还是遵守政策的民众层面，注重利他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和社会，抗疫的表现总会好一些；一味强调自由权利的国家和社会，疫情也更为严重。

你可以说中国抗疫的成功，是用压制和牺牲个人自由权利换来的，但倘若没有民众内心价值观的认可与支持，效果也难以达成。况且对于一个人口众多且结构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可能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大我的成功又更好地维护了无数小我的安危和权益。

亚洲很多地方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民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抗疫措施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限制，可能不像中国大陆那样严厉，这既是体制所限也是国情决定，但对公共集体利益的强调与维护都很突出，可以说是尽可能兼顾集体与个人两者权益的结果。东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无意识，也让抗疫措施在民众中更容易推行和被遵守。

若只用社区防控优劣来评估抗疫表现的话，新加坡仍属优异，即使将客工感染加在一起5万8000多起病例，只有29起死亡（截至1月5日的统计），也依然亮眼。如果中国大陆抗疫成功靠的是严厉封禁的“霹雳手段”，新加坡靠的就是“精准防疫加严厉执法”。

在今年的抗疫中，新加坡其实从未封城，即使从4月7日起实行病毒阻断措施后，诸如公共交通、餐饮、邮政等必要服务也从未停顿，只要不违例，人们仍可以自由出行甚至简单运动。可以说，政府是通过对少数违例者的严厉执法，换取和维护了多数人尽可能多的自由权利，竭尽所能在两者间寻求平衡。

细心的人也许还会发现，无论是抗疫措施的制定还是遵守，相比极端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表现又略胜一筹，在封城令、口罩令等措施的制定和执行方面，政府和民众都显得更为理性，特别是在秋冬第二波疫情来袭之前。

由此可以看到，这次疫情危机似乎对集体主义精神发出更强呼唤，也成为对人类集体主义精神的一次考验。

集体主义，就是利他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浓重个人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是西方人本哲学的核心，是中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反抗神权对人性压制的结果。以此为基础所催生的民主政治，也自此成为人类的理想和追求。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分别代言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各具价值。过度的集体主义固然对人性造成禁锢，但对自由人权的过度强调同样会损害公众集体利益。在自由人权被普遍高扬且日益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天，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是否在提醒与呼唤集体主义的适度回归？

很显然，在这场疫情中，利他就是利己，利己就要利他。

2020年已过，希望这场疫情也快快随着这个不祥的庚子之年而去。但愿依然在疫情中煎熬的人类，在这个特别的辞旧迎新之际，东西方社会可以借鉴彼此的智慧，在个人主义的浓墨重彩中融入些许集体主义精神，适当和暂时牺牲小我，放眼人类全局和长远利益。

在这场疫情之下，全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已结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共同体，利他之后受益的终究还是每个个体——如果这场疫情可以让我们从中学习和有所收获的话。

如果18世纪的启蒙思想，是让人性冲出神权禁锢的理性之光，在21世纪疫情之下的今天，谁又能说集体主义的适度回归，不是人类的另一次理性思考？利他主义，毕竟更能彰显人之为人的高贵。

作者是新加坡睿意健康国际联盟董事

睿意医疗管理国际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