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作者：黄云娜

天下大势，分分合合。迈向2021年的前夕，世界先后发生了“一分一合”的两件大事——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中国则与欧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正好折射出大国博弈当下“虚妄自大”和“务实共赢”的两种战略分野。

世界利益格局即将重整。尽管有部份香港人渴望在“中欧谈判”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以为“香港问题”足以左右大局；但现实是，欧盟并没有跌入美国主导的冷战臼窠，中国也乐意顺势推动第三次对外开放，而香港只能在英国脱欧的闹剧中看见似曾相识的教训：同样无视自身问题，同样民粹诿过于外，同样神化民主制度，同样分不清幻觉和现实。

英国再怎么迷恋自主，但实际上仍需依存欧盟，遑论要“夺回控制权”，接下来甚至可能迎来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挑战；而欧盟和美国再怎么亲近，仍需客观认清当前的危机与转机，尝试在中美之间走出独立自强的第三条路；中国则懒理“围堵”杂音，坚持践行多边主义，致力建构全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制订未来规则。当世界在变，作为国际都会的香港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应该怎样看懂变化之所在，又该怎样站在天下分合的前沿？

去年《港区国安法》的落实，无疑浇灭了香港人的政治激情，而没完没了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令大家回复营营役役，多少有点“充耳不闻天下事”；所以，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中欧谈判”，都没能引起大多数港人的兴趣。然而，一个多月前的美国总统大选，隔岸观火的香港人明明显得格外“肉紧”，甚至因为“撑特”还是“撑登”引发民主派系的骂战，强调必须“支持”愿意“揽炒香港”的候选人；而大半年前《港区国安法》刚刚出台不久，外交部长王毅出访欧洲五国时，更被抗争派热烈演绎成“被冷待”，甚至引发“香港问题”可能影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结果的联想——这样看来，不少人其实只是“选择性关心”，即只关心符合“国际战线”想像的角力，也只习惯以二元对立的简化思维去理解大国博弈；殊不知，“英国脱欧”和“中欧谈判”这两件“一分一合”的世界大事，一对香港别具教育意义，另一对香港影响深远。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刚刚踏入2021年1月1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便刊出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旧文新发，颇具意味。

此前两天（即2020年12月30日），习近平刚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视像会议，共同宣布如期完成历时七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他在会议中强调，“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应该展现担当，积极作为，做世界和平进步的合作建设者。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携手育新机、开新局”——这或多或少回应了他在《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首的叩问，也向世界展现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合作、共同发展的决心。

戳破抗争派的幻想

尽管《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简称“中欧CAI”）的具体细节仍未出台，但国际舆论普遍确认，“七年磨一剑”的它，有望为中欧经济发展缔造历史性的机遇，亦极可能重新建构国际利益格局。时间倒流至2012年，刚刚走出债务危机的欧盟各国开始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双方遂于2013年底展开谈判，但多年来均基于各自利益考量而未成为首要推进事项；后来，欧盟经历与美国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失败，又因“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而收紧审查外资导致损失惨重，直到2019年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访欧，才终于为双方谈判找到突破口，并突飞猛进地赶及在限期截止前夕完成。

单从经济利益计算，中欧CAI将会达成标志性的“双赢”。对中国来说，可以藉由进入欧盟市场对冲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尤其是通过投资收购等方式极速改善自身的技术短板，同时开拓欧洲能源市场；对欧盟而言，本来就急需开拓新市场，而在疫情冲击之下，去年11月进口增长比率仍然高达4.5%、总量多达1,926亿美元的中国，无疑就是最佳选择，而欧盟除了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环境、可持续发展、保障劳工权益四方面取得北京的实质承诺之外，更有望消除其在新能源汽车、云端计算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保健等优势行业的投资壁垒，并且获保障不会“强制技术转让”，也会令国企补贴透明化——明显为欧盟打开大门。

有趣的是，就在大半年前，外界普遍并不看好是次谈判，当中又以香港的抗争派尤甚。他们大致认为，尽管欧盟对待中国的态度向来有别于美国，即主张在经济贸易上可以合作，但相信其在一些普世价值的议题上将会坚持绝不退让，例如中国人权及香港自治问题；而时值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不当导致经济重挫而提出“中国追责论”，加上《港区国安法》突如其来，引发多个国家质疑香港自治程度受损，中国与欧美关系一度颇为紧张，令形势变得错综复杂。一些抗争派便因而笃信，在美国号召“天下围中”的旗帜下，向来“亲美”的欧盟也会基于对香港的“普世关怀”和“政治道义”而与中国保持距离；直到去年12月2日，欧盟发布《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强调美欧紧密的地缘政治伙伴关系，又重申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至关重要等，更令他们相信“香港问题”有望左右“中欧谈判”大局。

欧盟不再唯美是从

结果，中欧还是“一拍即合”。为什么欧盟最终未如部份港人所愿？归根究柢，除了经济利益之外，也离不开政治权力的考量—这都是国际博弈的关键。最显然而见的是，尽管欧盟确实有意识形态包袱，尽管美国也在不断施压，但在实际的经贸和投资问题上，欧盟的政治精英根本不想跟随美国步伐，所以没有沿用冷战思维处理中欧关系，而当中涉及两大实事求是的考虑因素。

首先，中国在疫情下的国家治理和经济表现一枝独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和英国经济商业研究中心便先后推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无疑突显欧盟与中国合作的重要，也大大增强欧盟敲定协议的决心；其次，欧盟原本就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及其遗产感到忧心忡忡，不但因而承受欧盟输美产品的惩罚性关税，更因德国拒绝放弃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输送项目而导致参建的欧洲企业遭受美国全面制裁，而欧美之间针对互联网巨头的“数字税”更长期争论不休，可见两者之间早已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甚至对立，欧盟也着实没有理由“唯美是从”。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欧美以往由民间、经济到政治的紧密联系，今天的欧盟领袖，例如马克龙，早已主张欧洲应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甚至就此高呼“战略自主”的政治口号。适逢中美交手的大背景，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大洗牌，以及英国的正式脱欧和默克尔的即将离任，现正站在新旧时代交接点上的欧盟，也着力筹谋重建自己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藉此摆脱自“二次大战”以来对美国马首是瞻的定位，努力自立成为中美以外的全球地缘政治第三极。

中欧谈判香港无角色

尽管“欧洲自主”目前仍然未有明确路径，但从前述《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签署和中欧CAI的谈判来看，欧盟正尝试在中美之间保持弹性地走出自己的“第三条路”，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务实合作、抓紧作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继续鞭策中国的政制与人权发展，但所谓的“香港问题”根本不是议题。

所以，抗争派无法在“中欧谈判”中看到香港的角色，而“中欧谈判”最终也无法为“揽炒香港”的虚幻增添任何图像；与之相反的是，假如香港能够像欧盟一样客观看待发展利益和政治现实，绝对有望在世界巨变的格局当中大有作为，但如果香港迟迟未能放下本身的傲慢与偏见，甚至像“前宗主国”英国一般自视过高而无法分清错觉与现实，最终只会被淘汰。

纠缠七十年的“英国脱欧”之争便是值得香港好好汲取教训的事例。回望2016年6月24日英国公布“脱欧公投”结果一刻，当“脱欧派”以51.9%的些微差距压到48.1%的“留欧派”，不少经历“英殖尾巴”的港人都在社交网站上呜呼哀号，“惨叫”得就像自己有份参与投票却输了选举一般。往后四年内，英国经历三任首相、三届政府，曾就由关税到人员跨境流动的脱欧协议提出不下十次方案，但谈判的截止日期来了又去，几经折腾才敲定在2020年1月31日脱欧，并设11个月的过渡期；有趣的是，当去年平安夜终于确定最终协议时，港人早就漠不关心了。

兴许是“政治使人厌倦”，也许是如梦初醒发现事不关己，如今港人对“英国脱欧”议题已经兴趣缺缺；可惜的是，大家似乎并未从中看清英国政客如何无视自身各种问题、如何煽动民粹诿过于外、如何不负责任神化民主等等与香港近年的政治纷争似曾相识的问题。

脱欧英国成前车之监

英国向来自视高人一等，早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时任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提出他的“欧洲梦”，希望通过“欧洲一体化”防止战争再度爆发；与此同时，时任法国外长舒曼（Robert Schuman）也建构他的“欧洲梦”，并于1952年与西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卢森堡签署《巴黎条约》，组成“欧洲煤钢共同体”，希望藉掌控煤钢物资保障欧洲和平—问题是，由于英法理念不同，英国一开始就没有加入这个“煤钢联盟”，即没有积极共筑“欧洲梦”。直到1957年，“煤钢联盟”再签订《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启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旅行，而英国虽有参与谈判，亦意识到这个共同体的发展潜力，更有志成为它的中心，但被法国认定其对建设欧洲共同体存在根深柢固的抵触，故迟至1973年才加入。

不过，自入欧以来，英国内部早已针对“英欧关系”纷争不断，并于1975年举行首次“脱欧公投”，但当时有过半数人支持“留欧”。争议源自欧洲本就分分合合的民族基底，在英国国内形成声势浩大的“欧洲怀疑主义”，其中一个典型的“理据”是，欧盟两大决策机构，即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均非民主选举产生，而是成员国政府直接任命，这无疑挑战了英国向来以代议民主自傲的核心价值；更令他们难受的是，英国自以为是欧盟当中的经济大国，却必须遵守欧盟法律、欧洲单一市场，以及若干自由贸易协定的约束，变相失去决定自己国家事务的自主权，还不时“让利”于其他成员国，也难怪英国总是高呼“夺回自主权”。

然而，褪去这一切经过“民主”和“自主”包装的外衣，令自诩理性务实的英国人真正点燃脱欧之火的，却是贫富悬殊所导致的民粹声浪—这从新特兰及侯城等传统工业城镇一面倒支持脱欧便可见端倪。保守党首相戴卓尔夫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先后外移英国工业、出售国有资产、瓦解工会势力，早已令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民不聊生；后来遇上2008年金融海啸，当政的工党又与保守党“同质化”，与商界财阀同床共枕，不惜动用巨额储备救市，令年薪过百万的银行家幸免于难，却要基层工人饱受经济不景和紧缩政策的双重打击，到保守党继续上台至今，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这样的社经背景下，一些右翼领袖趁机把阶级矛头指向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政权，以及涌入英国谋生的欧盟移民，从而令英国的工人阶级由左转右，导致脱欧呼声一发不可收拾。

分清现实与错觉

可笑的是，当脱欧已成定局，令英镑暴跌至1983年以来的低位，不少英国人才上网搜寻何谓“脱欧”，更希望藉“二次公投”推翻原有结果，而发起是次“政治豪赌”的时任保守党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更是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公然违反“即使公投脱欧也会继续领导英国”的承诺。不过，“一子错满盘皆落索”，“留欧派”文翠珊（Theresa May）临危受命上阵，始终敌不过民粹主义的攻势，在“软脱欧”和“硬脱欧”之间左摇右摆，结果脱欧协议三次闯关失败，最后只能抱憾下台，由她一手拉拢入阁的“脱欧派”领军人物约翰逊接班。然而，几经折腾，观乎这份赶及在圣诞节前出台的终极脱欧协议，英国虽然在外交和经济政策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但实质仍在很大程度上依存欧盟关系；而即使英国解决了谈判以来争持不下的英伦海峡渔权问题，但在英欧交易占最重的服务业却仍然未有定案；更令英国不安的是，随时面临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要求发起独立公投，即可能迎来一场蠢蠢欲动的分裂风险，也许得不偿失。

这难免令人联想起同样沐于新自由主义煦光之下的香港。曾几何时，我们的政客也习惯把香港因为经济问题恶化而形成的民生困局，包装成充斥意识形态和二元对立的政治问题，例如指摘陆港交往频密导致本地资源匮乏，又归咎于中央政府未曾兑现香港普选承诺，并藉一次次的政治操作煽动市民的“反中”及“排外”情绪，令到本土主义和港独思潮有了萌芽空间。

然而，当我们不幸卷进一波波的政治风浪，却始终无法认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其实源自殖民地时期已经形成的“官商共治”格局，即使回归后也仍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同时碍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所以长期未能秉承公义分配社会资源，导致资本主义日渐腐败扭曲、经济结构固化、地产金融独大、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令普罗大众营营役役、焦虑不安；更不幸的是，当我们见证了同样深受新自由主义所祸的英国和美国一再错判自家问题、一味诿过全球化冲击、一直鼓噪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却始终未能汲取他们的错误教训，更遑论要透过“财富再分配”和“产业再规划”，致力推动香港走向“进步资本主义”，令社会底层也能共享公平正义。

“脱欧必将对英国经济造成损害。这将是一场愚蠢且不必要的分手，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英国人分清现实与错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日前发表《终结幻想的英国脱欧协议》一文，断言“脱欧”将永久伤害英国的繁荣和影响力，但“幸而”能令国民终结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脱欧派”总说，英国拿着“所有的牌”，很易与欧盟达成协议；但事实是，英国由2016年至今不断让步，尤其是欠欧盟债务、爱尔兰边境及欧盟念兹在兹的“交易环境公平”等问题。又如，他们总把英国和欧盟视为两个独立自主而平等的谈判对手；但现实是，两者实力并不对等，英国经济只占欧盟经济不足20%。再如，英国政客总是高呼脱欧可“夺回控制权”；但实际上，英国早已在国防、教育、住房、衞生、地区发展、公共投资及社会福利等方面掌握了很大的控制权，而今后他们将失去在欧盟自由经商、生活、学习、工作的权力，更别说要“夺回控制权”。

把握中国“第三次开放”

如果“脱欧”真的能够帮助英国分清现实和错觉，我们也衷心寄望香港经历了2019年以来的政治动荡，又见证了2020年底发生的“一分一合”两件大事，理应能够从中看清“虚妄自大”和“务实共赢”的战略分野，从而回归理性，追上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步伐。

中国作为“大变局”的缔造者，尽管备受传统欧美政经体系的攻击和质疑，但相信无碍其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崛起的决心。中欧CAI谈判完成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分析均指出，该协定将加速中国的改革进程，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便撰文形容这将预示“中国的第三次开放”—第一次源自鸦片战争之后受西方列强所迫打开国门，第二次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中国主动开放，时至今日的第三次，不但是主动开放，而且是涉及很多领域的单边开放；而是次开放不单是为了令市场更加蓬勃、技术更加升级、国家更加强大，“更重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和规则问题”，不但会对现存规则进行改革，更会主动参与未来规则的制定。

郑永年表示，如果说第一次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决了“捱打”的问题，而第二次开放后，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则解决了“捱饿”的问题，那么第三次开放将会解决“捱骂”的问题，因为当今规则的建立是早年国际竞赛的结果，即由欧美等国所主导，而他们近年对中国的最大批评不外乎中国没有遵守他们确立的规则—但那从来只能反映西方的利益，未能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中国想促使世界体系更加公平公正。他又提到，“如何结合双循环来考量规则的竞争意义重大”，通过连接统一国内规则的“内循环”和促成中国规则国际化的“外循环”，将有助中国从“学习规则”走向“制定规则”。

香港不能独善其身

当中国在变，香港又怎能独善其身？可是，多少年来，我们都为了坚守那教条般的“五十年不变”，而忽略甚至抗拒香港在巨大转型过程中的“应有之变”。其实，无论变与不变，都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特殊地位，而如果香港能冷静看懂天下变化之所在，就仍然能够积极把握有利于自己变化的机会，从而保持香港地位的不变。例如，香港本是国际都会，在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城市管理、人才培训，以及规则设立等方面向来与国际接轨，今后若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站在改革的前沿，甚至成为“进步资本主义”的模范城市、积极发挥中国重塑国际规则的前锋作用，又何惧被淘汰？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上月中旬发表题为《香港的明天在哪里》的演讲，提到香港面临内部治理危机、中美博弈升级、疫情巨大冲击等三重困局，当下必须清楚认识“香港是中国的之一，不是中国的唯一；但中国是香港的唯一，不是香港的之一”这个基本事实，而保持“一国两制”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完整的民族伟大复兴。演辞结尾的肺腑之言，值得大家深省：“在此重大关键十字路口，香港何去何从，我们必须做出对历史、对全体港人、对子孙万代高度负责的选择！正确答案是唯一的、十分清楚的，不容含糊，关键是果敢、远见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