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效率的终结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节约，或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产生最大的满足感的学科。我们越能节约使用稀缺资源，就越能更“有效率地”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效率是至高目标，因为它确实降低了生活成本。因此，便宜地获得我们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是改善生活的关键。

效率是贸易理论的核心。19世纪初，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每个国家都应专注于以最低的相对成本，生产其所能生产的东西。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描述为经济学中最美妙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人、企业和国家间的分工。它仍然是全球化的基本理论基础。

效率也是经济学家一直为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力发愁的原因。例如，英国工人现在的平均每小时产出并不比2007年多，因此效率并没有提高。这意味着英国的生活水平13年来一直保持不变，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长的停滞期。经济学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试图解释这一“生产力难题”。

但是，总体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使用一个包含数百万书籍和期刊的数据库，来记录英文单词出现频率的谷歌工具Ngram Viewer显示，自1982年以来，“efficiency”（效率）和“productivity”（生产力）的使用量急剧下降；而“resilience”（韧性）和“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则大幅增加。我们现在更多地谈论经济生活的可持续性，也就是经济生活面对冲击的韧性。注重效率的经济学家已远远落后于文化曲线。

有三个因素似乎可以解释这一改变。首先是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只关注目前使用资源的成本，将耗尽可用于延续人类物种的地球资源。今天廉价的东西，明天可能会变得无比昂贵，因此我们须要投资于可为人类带来长期回报的可持续技术，而不仅仅是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短期收益。

其次，2019冠状病毒疫情，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如果各国因为接受了从最廉价市场采购的逻辑，而无法获得基本供应，李嘉图的美妙理论可能会引发一场噩梦。在疫情期间，大多数西方人对他们依赖中国提供基本医疗用品的程度感到震惊。

最后，人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效率，无论是通过全球化还是通过自动化，都威胁到就业的安全与可持续性。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无懈可击的逻辑宣称，“生产的终点是消费”。但是，可持续的消费需要可持续的收入，而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我们离建立一个没有工资便可消费的制度还很远。事实上，为了追求效率，我们已经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经济学家通常热衷于谈论权衡取舍的问题。但奇怪的是，他们一直对以效率换取可持续性的必要性视而不见，即将他们的效率概念扩大为包含时间跨度的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当代经济学家的均衡模型，并没有考虑时间因素，把未来仅仅看作是现在的延伸。今天有效率的东西，在明天、直到永远都将有效率。

但是，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没有理由相信，今天使自由贸易、全球供应链、自动化和贫困工资有效的条件将保持下去。正如凯恩斯在回应计量经济学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扬·廷贝亨（Jan Tinbergen）时所说的一段名言：“未来是否被假定为过去统计数据的确定性函数？与未来相关的期望和信心状态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有包括非数字因素，如发明、政治、劳工问题、战争、地震、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列一份类似的当代风险清单。

因此，经济决策者须要更多地关注“预防原则”，或“伤害风险最小”原则，其目的是控制风险，而非实现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施（Vladimir Masch）将这一方法称为“风险约束优化”（Risk-Constrained Optimization），并认为“在本世纪高度危险、不确定和复杂的环境中，须要使用这种方法”。马施运用数学模型，构建了一些风险约束的候选策略。

这一审慎的决策规则，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不安的想法。例如，不受控制的全球人口增长能持续多久？我们继续寄希望于科学和教育来及时限制人口增长，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马尔萨斯主义者（Malthusian）的担忧显然不无道理，人口数量的增加将超过可用来支持他们的资源，导致大规模瘟疫、饥馑、洪水和战争等传统上会减少人口过剩的情况。

同样，可持续技术肯定不会对我们的适应能力提出过高要求，以致造成经济和社会出现广泛的过剩情况，以及引发可预见的政治反弹。我们目前只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待技术进步，并让削减成本的市场竞争决定技术进步的步伐。审慎原则意味着使技术适应人，而不是反过来。

最后，如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必须让其金融体系以“有效”管理风险为由而定期崩溃，它又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开始触及这些问题的表面。但随着效率和可持续性语言的转变，经济思想必须跟上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