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有关冠病疫情和疫苗的信息，天天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纷纷扰扰之中，似乎很少人注意到一个叫“COVAX机制之友”（Friends of the COVAX Facility，简称FOF）的集团存在。这是一批志同道合，推动疫苗多边主义的国家，牵头的是新加坡和瑞士两小国。

COVAX指的是“全球冠病疫苗获取机制”（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这是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所主导的多边机制，旨在确保冠病疫苗能在全球公平分配。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博士12月21日在冠病疫情媒体通报会上说，已有190个国家和经济体参与此机制，也已获得了近20亿剂有希望的候选疫苗。美国特朗普总统拒绝参加，俄罗斯也缺席，中国则是在10月初决定加入。

冠病疫情从年初开始迅速蔓延全世界之后，一些有识之士早就预料到，一旦有疫苗面世，富裕国家必然会预先争购以至囤积，这一来许多穷国和小国将只能望疫苗而兴叹。因此，包括世卫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遂发起组织COVAX，起始目标是要筹集20亿美元，帮助92个较贫困国家获取冠病疫苗。新加坡一开始就表明支持这一倡议，并在6月25日正式加入这一机制。本月初，政府宣布捐助500万美元（664万新元）。

其实，早在6月5日举行的“全球疫苗峰会”上，我国总理李显龙就提出了希望各国集中精力和资源，建立伙伴关系，以便推动疫苗多边主义（vaccine multilateralism）的主张。总理透露，新加坡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捐款1300万美元抗击疫情，也投资于冠病诊断、疫苗和治疗剂的研发，以及捐出各种必要医疗器材。

这次峰会是由英国政府和GAVI联合主办，它原本的用意是为最贫穷国家的儿童筹募疫苗接种经费，以预防可致命流行性疾病的传播，但冠病疫情大流行反成了峰会焦点。

接着，在6月底举行的“全球目标承诺峰会”（Global Goal Pledging Summit）上，李总理通过视频致辞时，再次强调疫苗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说，疫苗多边主义对于协调国际应对方案至关重要。新加坡期待与欧洲委员会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合作研发疫苗，并且公平迅速地把疫苗分发给所有国家的人民。我国希望与其他伙伴国合作，支持“获取冠病19工具加速计划”（Access to COVID-19 Tools（ACT）Accelerator）和COVAX等。

从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看，就是在这样的推动多边主义的大背景下，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巴哈迪亚（Umej Bhatia）和其他官员，负责牵头发起组织“COVAX机制之友”的工作；另一个小国瑞士也积极加入，两国因此成为这个组织的联合主席。今年8月间，亚洲新闻台（CNA）曾报道了有关组织成立的消息。

“COVAX机制之友”有15个成员，包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瑞士、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疫苗多边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随冠病疫情而至的一个新的现象，是好些国家都抢着研发疫苗，因此人们很早就观察到“疫苗民族主义”的到来。

果不其然，即使在疫苗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富裕国家已争相出手出钱向各大药厂订购大量疫苗，贫困国家根本无法染指。本月上旬，人民疫苗联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就指称，富裕国家囤积了过量的疫苗，数量比它们的公民多出好几倍；而在67个较贫穷国家中，仅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有望在2021年年底前接种疫苗。

富裕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4%，但他们如今已经拥有53%最有前景的疫苗。人民疫苗联盟是由乐施会（Oxfam）、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全球当下正义（Global Justice Now）等组成的网络。

据报道，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是囤积疫苗最多的国家。然而，加英两国同时又是上述“COVAX机制之友”的成员，因此难免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它们真需要囤积这么多的疫苗吗？为什么不分一点给其他弱势国家呢？如果它们做不到这点，肯定会招来人们的讥笑。

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尽早获得疫苗，那些有能力预购的抢先得到，这是它们的人民之福，也无可厚非。但大家也都应认识到，冠病是人类的共业，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除非它能完全与世隔绝。所以，单只照顾好本国人民是不够的，冠病是人类公敌，只有在全世界的人口都具有免疫力的时候，大家才能有安全可言。面对疫情，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美国著名记者和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他的新著《疫后世界十鉴》（Ten Lesson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中提到一段美苏之间很有意思的历史。1958年5月，时任苏联卫生部副部长维克托·日达诺夫（Viktor Zhdanov）率领代表团，首次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最高权力机构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的会议。日达诺夫本身是病毒学家，他力促世卫动员世界各国，协力根除天花。

隔年，WHA通过了一项相关动议，美国开始时犹豫不决，后来终于同意这一协作动议，由此促成美苏合作，天花这一可怕的传染病也在1980年被灭绝。有美国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

1970年代，负责领导落实消灭天花全球策略的美国流行病学家威廉·费吉（William Foege），倡导包围接种（即在发现天花病患时，立即对他所曾经接触过的人进行防疫接种），有效防止传染扩散，对根除天花做出巨大贡献。

无巧不成书，本月9日，美国生命未来研究所（The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将其年度奖项，颁发给两名对根除天花起到关键作用的医生，这两人正是维克托·日达诺夫和威廉·费吉。日达诺夫已于1987年逝世，而80多岁的费吉则仍健在。

这位也曾担任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的医学专家，也许做梦也不曾想过，自己帮忙根除了天花，却在暮年遭遇冠病疫情。眼看白宫抗疫无能，特朗普又走上了单边主义的歧路，费吉自是无限感慨。因此，他在今年9月23日写了一封私函给CDC主任雷德菲尔德，直批白宫的抗疫做法是灾难性的。

面对冠病疫情一波又一波的暴发，今天的超级大国难道不能从当年携手根除天花的宝贵经验中汲取一点教训吗？事实说明，各国合作和疫苗多边主义才是正道。然而，美国和俄罗斯却双双缺席COVAX，怎不叫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

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