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欧阳五

时至今日，若论中美之间还有哪些尚存的共识，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当属重要两项。

在中美关系未见转圜、中澳关系空前紧张的当下，中美两国仍能联手在南极营救负伤的澳洲科考队员，这种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共识当然值得提倡。更为难得的是，在美国知名学者、“中国先生”傅高义（Ezra F. Vogel）逝世后，中国民间、学界乃至外交层面都第一时间表达哀悼和慰问，既体现出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保有的人文关怀，也反映出双方希望增进彼此了解、让学术等民间层面交流剥离政治因素的心声。

中美之间固然差异不小，大到政经体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小到饮食习惯、消费理念、出行习惯，但回顾两国200多年来的交往史便可知，中美绝非“天生的对手”，双方的友好时期明显多于紧张时期。

从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实现有史可考的中美首次通商，到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日益密切，逐渐形成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三大支柱，友好往来堪称双方交往的主基调，双边关系总体保持螺旋上升趋势。中美虽然出现过冲突甚至战争的逆流，但两国之间归根结底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双方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的当下，中美既无全面“脱钩”的可能，更无全面对抗的必要。

大陆社交媒体有悼念傅高义的文章感慨道，傅高义的逝世代表着中美一个时代的结束，傅氏之后，美国恐再无真正的“知华派”。

事实上，从最初主要涉及经史诠释、文字训诂的“汉学”（Sinology）到近几十年来兴起、研究范围日益广泛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度非但从未减弱，还逐渐发展成一门显学。除大名鼎鼎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傅高义外，还有研究中国的“三杰”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这些学者虽然多已作古或年迈，但其培养出的学生和业已形成的治学传统，仍将是美国了解中国的宝贵财富。

遗憾的是，美国学界这些潜心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政经界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甚至连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真正了解中国的政界大腕也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式微的现实。当蓬佩奥、纳瓦罗等自诩了解中国的美国政客不断为“麦卡锡主义”招魂的时候，美国客观、理性的“知华派”的声音更恐被极端、激进的“反华派”所淹没。

值得反思的是，在美国“反华派”渐成气候、反华舆论引发中国民众不安和反感之时，中国似乎也少了一些平和的“知美派”发声。事实上，中国从不缺乏真正的“美国通”，更有数以百万计的留学生有过赴美学习的经验，惟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缺少在国际媒体上发声的管道或勇气，在西方主流媒体日趋民粹化、片面化的今天尤为如此。

中国文人固有克己复礼、反躬自省的文化传统，但在媒介平台高度发达、资讯茧房现象日趋严重的刻下，中国的“知美派”还应积极主动发声，让真正全面、深刻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美国的“知华派”也应在“反华”声中勇敢站出来，用自己的真知灼见引导美国民众找回一颗客观看待中国的平常心。如此，则美国未来定会涌现更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也终将走过这一段弯路，探索出一条积极正向的大国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