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卢文端

公民党近期的退党潮带出三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一是公民党还有没有前途？二是如果公民党没有前途，是否等于泛民人士都没有出路？三是泛民人士的出路何在？这些都是香港进入《国安法》年代后值得重视和讨论的问题。本人的基本看法有三：其一，公民党有激进基因，本质上是一个对抗宪制的政党，很难有什么前途；其二，公民党没有前途不等于泛民人士没有出路，这不仅因为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有反对派存在的理由和空间，而且由于不同泛民人士的政治基因和现实考虑有所不同；其三，泛民人士是否有出路，关键在于尊重宪制，至于名称上是叫“忠诚反对派”还是其他什么派，倒不是最重要的。

本人今年8月4日在《明报》撰文分析选举主任DQ 12名反对派参选者时就指出，公民党在这次DQ行动中“受伤”最重，是因为他们在寻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问题上不仅走得最前，而且“死不回头”，无异于玩火自焚。其实，翻一翻公民党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公民党表现如此激进并不奇怪，因为其本质上就是一个支持“港独”、对抗宪制的政党。

从历史上看，公民党发端于“45条关注组”。这个由余若薇、梁家杰等多位大律师组成的“关注组”，主要是靠反对人大释法、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起家的。他们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身穿黑衣走上街头，反对释法，对抗宪制，挑战中央。2002年12月9日，由梁家杰担任主席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在对实施基本法第23条的建议咨询文件的回应中，公然为分裂国家张目，指摘政府的咨询文件“没有最低限度的确认一个推动分裂国家的运动有可能是一个民族正当地行使民族自决权，并因而构成一个正当的政治诉求”，要求特区和中央政府尊重“推动分裂运动的正当性”。梁家杰甚至公开叫嚣：不觉得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法律上不可以推翻；就算公投有试图推翻人大决定的效果，那又如何？

不能不看到的是，英国人过去在香港实行“以华治华”，在精英阶层特別是在一些大律师中，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仅因为接受亲英奴化教育而不认同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而且主要的利益来自米字旗下的社会范式，与回归后香港的新宪制很难相容。这类在基因上“黄皮白心”的所谓“英式精英”，尽管经济上从国家的快速发展中得到不少“着数”（益处），但文化观念上却对西方式民主顶礼膜拜，政治倾向上“抗中反共”，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新宪制采取否定态度。公民党的主导者就是这样一批人。

从现实来看，公民党在“黑色暴乱”中，不仅合理化暴力，公然为暴徒撑腰，甚至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到美国，要求美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制裁香港。时任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铿为阻止《国歌条例》在香港立法，竟然利用主持选举内务委员会主席的机会“拉布”，瘫痪内会运作达半年之久。

再看公民党的政策宣示，公民党是反对派中唯一宣称要做“执政党”的政党，其在2016年发表的创党10周年宣言中，不仅公开宣示具有“港独”色彩的所谓“本土”主张，而且将中央政府称之为“北京当局”，其在香港回归20周年发表的“七一宣言”中，更以中共来指称中央政府。

上述的种种表现让人们看到，公民党高傲、狂妄、不可一世，连国家宪制和中央政府都不放在眼里，肆意挑战，毫无顾忌，似乎香港不是中国的香港，而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之地。其陷于今天的危机，何止是策略性的失误，更是因为根本上具有对抗宪制的基因。

对于反对派政党或从政人士来讲，所谓出路，主要是参选获取议席。反对派政党如果没有议会席位，失去议会平台，就没有政治能量可言，就等于是“亡党”；同时，少了议员薪酬及酬金，政党的财政开支失去基本来源，也难以生存。反对派人士如果没有议员的头衔和光环，就没有社会影响力，也就不会有什么人理他们；没有了议员的收入津贴，生计都是问题。

今天的香港，已进入国安法年代，过去那种依靠对抗宪制进入建制捞取资本攫取利益而不承担政治后果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讲得很清楚：“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反中乱港者将被拒之建制门外，已经进入者也要被清除。俗语有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除非有奇迹出现，公民党对抗宪制的基因难以改变，其成员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公民党身份失去参选议会进入建制的机会，因而很难说有什么前途。这也是公民党出现退党潮的主要原因。

公民党没有前途，不等于泛民人士没有出路，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派有存在的理由和空间。香港是多元社会，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反对派代表相当一部分市民。对此，中央采取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张晓明今年7月1日在国新办记者会上回答国安法的问题时说得很清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已体现中央的政治包容，反对派还是可以长期存在，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政见，包括反对政府的主张。

第二，不同泛民人士的政治基因和现实考虑有所不同。政坛人士留意到，民主党的党纲至今不仅仍然清楚表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国”，而且明确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民主党虽然也有揽炒激进化的问题，但其过去确有相对务实和理性的一面。民主党及其他泛民人士，包括退出公民党的人士，如果愿意适应国安法年代的要求作出改变，政治上的出路当然就会与公民党不同。

早于2015年8月24日，本人就在明报发表《温和泛民出路不在激进而在做“忠诚反对派”》的文章，两天之后，时任港澳办副主任冯巍南下与民主党高层会面交换意见，引发香港社会对“忠诚反对派”的讨论。事实上，中央一直希望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人士能够成为忠诚于“一国两制”宪政体制的“忠诚反对派 ”。这也就是说，泛民人士是否有出路，关键在于尊重宪制。张晓明也特別提醒反对派阵营，应该好好做一番反思，并且做适当的调整。本人认为，泛民人士最重要的调整，就是要将尊重宪制作为基本的政治立足点，至于调整后的泛民人士是称之为“忠诚反对派”，还是叫做“温和反对派”、“和理非反对派”或其他什么名称，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些称呼里面具有国安法年代所要求的尊重宪制的实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