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12月14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发文《打造中国的新社会契约》，提到“定期对主官信任投票似有必要”，恰巧笔者近日提出要打造“中共执政治理—全民投票反馈”的新社会契约，与郭先生不谋而合，愿在此进一步交流。

郭先生关注了民主对改善治理与激励官员的作用，认为“中国的新民本主义需要摸索出比普选民主更优越的制度，使民主与良治无缝结合”“要保证政权的人民性，就必须在制度上增加官员对老百姓的依赖，减少他们对上级的依赖”。这也是中国学者们关注的善治问题。

研究中国发展的经验时，学者们发现了地方官员引领发展的关键作用，尤其是经济方面。区别于欧美文官体制对官员的要求，中共在确保政治忠诚的前提下，用经济等指标与奖惩措施挂钩，来激励官员亲上前线为地方谋求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治理成就。不过，由于缺少制度建设，这种绩效合法性并没有正式转化为执政合法性。

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协，在民意反馈上是失效的，一个例子是对官员的执政没有尽到质询、监督的责任，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无法根除，所以民间对其信任度有限。民众的忧虑无法通过投票反映，同样的，民众的赞赏也就无法反映。

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了自2003年至2016年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的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在2003年，中央政府获得的满意度是86.1%，这一比率2016年上升到93.1%。

今年中共领导全国人民打了一场精彩的疫情阻击战，就笔者所见所闻，民众普遍满意政府的抗疫表现。可惜的是，这些民意被浪费了，停留在官方媒体的自我宣传（在海外不被信任），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收集起来，转化为对主政者的激励，固定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这是中共须严肃反思的问题。

高合法性的政府并非天然治理高效，民主是出了名的混乱、低效，政党政治增加了民意的参与，却难免降低意见的专业性，提高达成一致的难度。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干脆将美国权力制衡造成决策困难的政治现象，称为“否决政治”。决策重要，但时机稍纵即逝，在这个利益多元、变动迅速的时代，缩短决策时间是时代的需要。

去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就在演讲中感慨，“中国拥有1.8万英里长的高速铁路，我们有多长呢？我们和20年前没什么两样”，而中国的高铁是在仅10年左右就全面铺开。

权威快速决策高效，但思量不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尤其官员权力缺乏制衡，容易为追求短期政绩不顾长期后果。中央集权制下，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同时加强经济政绩的指挥棒功能，地方主政官员调动频繁，任期弹性，这在其他国家是罕见的。

据研究，本应任期五年的市委书记、市长，平均任期不到四年，随时可被调任，地方领导处于类似“试用期”的状态，必须动用权力快速出政绩，到任职后期掉队压力更大，则会加码刺激，容易透支政府信用举债投资，导致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不足、地方债务高企等诸多流弊。

解决思路是缩短反馈时间，而不是放慢决策。1948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发表了著名的《控制论》（Control Theory），研究动态系统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或稳定状态。自动控制原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反馈。为什么这几年无人驾驶有了可能？并非中枢的控制系统有多厉害，而是反馈环境的信号快了，只有5G的速度才能使其变为现实。

快，是这个时代有别于所有时代的本质特征。它颠覆、创造了很多领域，政治领域也要有所创新，如郭先生所言，“信息社会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为此创造了广大的空间”。

全民投票已经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且“仓廪实而知礼节”，不愁吃穿的人民也有强烈的平等参政需求，中共更应该解放思想，积极拥抱这一变化，认真思考用支持率改革政绩考核制度的可能，让民意对主政官员的执政得失反馈更加快速、有效。

传统民主是空间上的民主，诸多势力挤在决策的狭窄时间段内争夺主导权，掣肘颇多。人们应该考虑时间上的民主，将不同的民主形式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在此框架下，权威快速决策、全民及时反馈就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契约与制度设计。考虑到施政错误的后果，执政者在决策时会更加慎重，效果不佳也能及时调整（可每年公投考核官员）。

其实，西方选举民主卓有成效但不尽人意的根源，在于四五年一次的选举投票，既有效地反映了民意的现状，为执政打下良好基础，又反馈时间偏长，不利于反溯影响决策。

曾有学者向笔者提出异议，认为公投考核制“跟当下的根本政治制度未必兼容”“既然政绩可以公投，为什么人选不能公投……不妨把人选和政绩考核看作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对于执政党来说，必须两者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放心”。

考察人选的确定，即推荐候选人，是中央对地方人事控制最重要的标志，笔者无意挑战这种权力。事实上，主政者所得的支持率，可看作其政治价值的客观衡量；比照曹魏时期发明的“九品中正制”，可看作现代政治家的品级。中央可据此调配官员，优“晋”劣汰，人尽其才，实现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

因此，无论从善政的合法性角度，还是从善治的高效率角度，在保证政治稳定性的前提下，公投考核制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共而言，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治改革方案。

作者是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