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中坚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钟士元带领的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对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宪制设计，提出了原则性的论述。其中，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八个字精要地提炼了整个宪制的基础。而关于“港人治港”，邓小平则明确提出了治港者要以“爱国”为前提。从此，“爱国爱港”成为了一个令人耳熟能详的治港者的通俗标准。

在邓小平年代乃至回归初期，“爱国爱港”内涵是相对清晰的，侧重于是否支持国家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但在今天，香港的主权问题早已毋庸置疑，但社会的撕裂、家国情怀的缺失、以及种种深层次民生问题，却让人不得不发出拷问：香港的治港者们，一直以来是否真正实践了“爱国爱港”？为何到了今天，曾经是国家改革开放学习取经的先进标杆香港，却落得了“国没有爱，港也没治好”的僵局之中？确实，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对“爱国爱港”的内涵和评判界定，做出更深入和具体的思考。

笔者认为，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评价一个人、乃至一个管治团队，是否真正践行爱国爱港，其根本标准，就是观察是否将“以民为本”作为其政治哲学中的头等大事。

无论“民”的语境是民族、民主或是亲民，“以民为本”者必须具备以下三大条件，方能称得上为“贤治”：民祉为先、民福为实、爱民为本。而回归到香港的“一国两制”落实层面，制度化地将“以民为本”作为“港人治港”的根本考核标准，自然就能够将“爱国”和“爱港”，有效地实现统一。

民祉为先，是解决香港深层次民生矛盾的唯一出路

在当今香港，如果有一样认知能够取得跨政治光谱的共识，那定是香港存在非常深刻和严峻的民生问题。而种种民生问题，又与香港的政局乱象交织在一起，令到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但究其根本，畸形的经济及政治权力分配体制，是造成所谓深层次矛盾的核心因素。

多年来的主流体制内精英，均对原教旨资本主义有一种近乎抱残守缺式的执着，他们奉“大市场、小政府”为金科玉律，深信不疑只要通过涓滴效应，社会即可内生性的解决贫穷问题。这样的固执，恰为买办思维的投机分子和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所最爱。大财团通过不受限制的扩张和资本介入，垄断了民生底层需求，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产、金融、民生的捆绑利益链条，令到香港深陷“超级地租”的困局中无法自拔。名义上，香港政府的税赋之低，冠绝全球，但从居民个人支出的角度观察，房屋性支出等基本民生开支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令到香港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极其沉重。

要改革香港的分配机制，当然绝非易事。但如果有一线改革成功的机会，当中的关键必然是在管治思维上是否坚持民祉为先，而非固执地坚持既有形态，如此才能冲破重重的利益交织，实现对过往原教旨主义路线的纠偏，最终达到改善贫富悬殊、实现居住正义、停止对未来的过分透支、并为年轻一代的发展释放出空间。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对民祉的重视、对资本有所制衡、贯彻分配公义，绝非鼓吹极左民粹主义。若走向极端，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视为存在性死敌，那也绝非进步，反而则只会重蹈计划经济失误的覆辙。

为民造福，是中央和市民对治港者的共同要求

根据《基本法》，治港者当中的核心人物特首，对中央及特区存有双重宪制责任。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两重责任的分野甚至鼓吹对立，实为一个伪命题。

香港市民的福祉原本就是国家利益，通过良好管治实现香港繁荣稳定，为民造福，本就是《基本法》之下，中央政府交予治港者的政治使命，更是治港者的历史责任。一个为民造福的政府，必须了解并推动满足全体市民的生计所需，并让其能够自我实现及参与理性共治，这才是实现香港繁荣稳定的施政基础。

而香港政治上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经济上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必然要求治港者能够个掌握及了解国情，并能以香港社会熟悉的语言及思维模式，将国家底线和利益、发展蓝图及展望，表述给予港人。欺上瞒下，只会导致民祉受损，也令中央脱离群众，对国家香港皆无益处。

要让港人及大陆同胞体会到“一国两制”的双利性，必须清晰地让大家感受到“两制”并不会与“一国”底线相冲，但同时可以推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核心利益。“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流传一时的名言，核心意义就在于阐明了香港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爱民为本，才能修补香港的人心撕裂

作为地方官员，特首有道义责任，也有实际必要去爱自己脚下的土地，爱这片土地的人民。香港社会如今民心骚动，当中固然不能忽略多年以来外部或外在因素一定程度的干预，但从根本反映的，则是特区政府始终未能团结民心，团结香港。否则，“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香港倘若多年来，能够实现民心归顺，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又何惧外部环境的波诡云谲？

同时，特区首长更必须具有真正的家国情怀，尊重自己的民族及历史，以保有国家观及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这绝不代表无时无刻进行表态为上的肤浅献媚及奉承，国家并不需要这样的投机分子。反而，这要求首长必须具备了解及认同国家发展的大局观，让我城能在国际及国内发挥其作用及影响力。

若治港者不得民心，则在任何社会改革层面上只会事倍功半。民心有助于撼动盘踞多年的既得利益群体，也能让管治者获得社会普罗大众认受性。香港管治人才其实最欠缺的并不是专业的技术官僚，而是懂政治、懂民心，更懂带领舆论及领导民情的政治家和管治人才。如何在青年群体当中发掘这些人才，再将他们培养成能够独当一面的爱民官，这是香港任何一方有心人皆须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

如今社会撕裂、各种矛盾仇恨关系盘根错节，令社会难以冲上改革正轨。撕裂必须修补，管治者若视所有异见者为敌，只迎合自己的支持者，那绝非真正的爱民为本，更是辜负国家对治港者的信任和托付的责任。但修补，也不意味着为了一时的和稀泥，而忽视了原则及底线。既要将底线外的扰攘正本清源，也要将底线内的空间及实践公诸于世，让香港能够重新找回在国家下，两制独特地位及独特性。

“争取一大批，劝阻一小批，打击极少数”是一种大局观的政治智慧，更是一种真正热爱香港、胸怀国家的爱民情操。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爱国者治港，作为一国两制宪制体系的核心基石和前提条件，需要得到准确而完整的落实，需要取得清晰而广泛的共识。

爱国，不能再用“文化中国”偷换概念。香港如今确实仍存在一部分群体，只认同文化上的中华传统，却对当今中国的宪制制度、执政体系以至普通的中国人民充满偏见甚至敌意。同时，爱国也绝不能是流于口号谄媚式的投机主义。这两种表现，显然均不能符合对治港者的爱国要求，而这两种群体，也均无可能建设性地落实“一国两制”在香港的稳定发展。

同样的，爱港，也不能再是维护狭隘的既得利益的借口，一个坚守自由公义、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繁荣可续的香港，才是香港应有的模样。而爱港更不能是掩饰极端的本土分离主义的幌子，这不仅是对真正热爱香港的扭曲，更会将香港带入危险的不归路。

如何去芜存菁，“以民为本”便是最好的一块明镜。香港需要建立健全一套基于民祉民生的表现考核体制，通过实实在在的成绩和标准，帮助中央和市民认清楚、看明白：我们的治港者，是否在真正践行“爱国爱港，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