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撰文：评论编辑室

1963年，三十出头的哈佛年轻学者傅高义来到英属香港，不为度假，而为收集有关共产中国的资料，他在六年后出版《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成为西方学者从外部世界研究中国的经典着作。傅高义自此与中国、甚至与整个东亚结下不解缘，即使在晚年仍埋首于研究邓小平、中日关系史，对当下经历困难的中美关系亦不乏真知灼见。他近日以九十高龄在美国麻省逝世，这位东亚研究权威的一生又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影响着美国，政客和学者只要稍为对共产主义表示兴趣便很容易受到攻讦；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尚有不少美国人相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可以反攻大陆，因此似乎没有花太大力气研究中共的必要。但随着麦卡锡主义消退，加上中共逐渐巩固在大陆的统治，美国学术界意识到要对共产中国进行系统性地研究。在此情况下，知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便邀请早于1963年出版了一部有关日本中产阶级着作的傅高义加入团队。由此可见，傅高义参与中国研究，可说是机缘巧合。

从傅高义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是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坚守意识态教条走向“解放思想”的脉络下推展和深化中国研究的。他在1960年代无法进入封闭的内地，于是选择开放的香港，并在这里收集《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官方报刊，访问“逃港”内地人，最终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研究中共如何在1949至1968年间瓦解广州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重点探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地方主义等课题。后来的“改革开放”为他带来更多机会，他在1987年在广东省住了七个月，进行实地研究，亲身访问摆脱文革后的当地人，弥补了在1960年代只能在香港“隔岸观内地”的遗憾，最终在1989年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而在2000年卸下哈佛教职后，他选择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课题，以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改革家邓小平入手，写下一部有如字典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这部钜着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多次被政敌击败的小个子“摸着石头过河”，如何站在制高点引领中国改革。

某程度上，研究当代中国是不讨好的，毕竟很多人对中国有前设立场。傅高义亦坦承自己受到不少质疑，例如在《邓小平时代》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有些外国评论家认为他对邓小平“太过客气”，指出他应该对邓在毛泽东年代的某些作为，以及针对八九民运提出更严厉的批评。但傅高义强调这些议题在书中均有论及，也有写批评者批评中国的理由，但他亦指出学者在写传记时，有责任努力去了解，并举出背后的原由。

平实地观察中国

从这番言论中，不难看到一种平实的态度。学者的责任是研究，作出有证据支撑的结论，不能把官方说词当成全部解释，既不能迷信毛泽东和邓小平，也不能全盘接收反共言论。傅高义并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学者，不是因为中国近年的成就而赞扬对方——事实上，他早在《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英文版序言中强调，希望尽力抛开自身西方学术偏见，去了解中国本来的面貌。

傅高义是主张中美加强合作的“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他最近还提议中国重新开放美媒驻中国记者签证，让更多美国记者和学者到中国采访及交流。而在谈及香港反修例示威时，他强调香港问题的根本是社会经济问题。这些言论，估计会令许多认定中美必须对抗的美国人、或者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社经问题的香港人感到天真幼稚。但这种批评，究竟有几多是基于研究，有几多是基于片面认识？如果说傅高义能够为我们带来启示的话，那或许就是，看待问题要平实一点、客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