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留俊

2020年12月11日，美国最高联邦法院驳回了得克萨斯州关于推翻四个摇摆州选举结果的诉讼，涉及今年总统选举中可能有违反宪法第三条的程序性问题。提起诉讼的还有共和党赢得选举的另外17个州，而拜登在四个摇摆州获得了胜利，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和佐治亚州。

这场诉讼被美国媒体尤其是支持共和党的媒体渲染为“世纪诉讼”，如此规模的选举诉讼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即使当年戈尔与小布什，希拉莉与特朗普在实际差距不如今天的情况下，也没有发展到18个州共同上诉最高法院的情况，确足以让美国和世界震惊并深思。

结合之前特朗普阵营在大选后已经启动的近50场诉讼案来看，最高法院的此次裁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三天后的12月14日，美国新当选的选举人团召开会议，确认此次大选的最终结果。这场诉讼对特朗普团队来说已是最高层级也是最后的机会，此后的特朗普不得不面对败选的事实。

除了结果外，让特朗普更显尴尬的是，在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有六名属保守派，其中三名由特朗普亲自提名的大法官全部否决了这次诉讼，另有两名赞成开展相关调查，但也拒绝改变各州得票情况。不管最高法院是出于政治还是法律的考量，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完败的结果。

美国是坚持权力制衡的典型国家，其“三权分立”体制确保了美国的政治稳定和延续。这次“世纪诉讼”可以看作是美国法治文化的胜利，寻求法律救济是特朗普的合法权利，只要他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

这样的诉讼既可以满足特朗普个人和支持者的相关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7000多万选民的情绪宣泄出口，避免其它极端行为成为这批失落者的后续选项，维持社会的总体稳定。

在此次诉讼中，美国的司法系统确实起到了最后稳定器的作用。最高法院的决定还是一次很好的法治宣传，属于原告方的密歇根州司法官内塞尔（Dana Nessel）就认为：“最高法院的这次裁定再次提醒我们还是个法治国家，尽管很多人会屈从于某个人的意愿，但法院不会。”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还有遍布全国的支持者，应该不会也不敢挑战最后的终审决定。

法治文化得到彰显的同时，却反映了美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一方面，美国政治发展在近几十年里日趋对立和极化，多次选举结果非常接近并陷入僵持不下的局面，更有普选结果与选举人得票不尽相同的现象出现，最后不得不依靠法律来进行最后裁决。须知，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不是强制的结论，对于这种现象，美国人如果沾沾自喜于对法律的尊重，则是对政治形势与变迁的漠视和麻木，最终不能推动政治文明继续向前。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的固化又导致任何寻求突破或改良的举措被阻止，美国最高层面的政治安排体现在宪法中，但其宪法修正案最后一次通过是在1992年，即第27条修正案是关于保障国会议员待遇的，而第26条确立18岁以上成年人选举权的法案还是在1971年通过的。这种对待政治发展的自负与迟滞，显然严重削弱了美国政治的纠错能力，以至于在面对胶着的政治局面时，往往进退失据。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上大肆推行价值观外交，且不说在比较政治学层面的各种争议，一个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国家，何以要求别人不顾自身国情按照指定目标和方式进行改革，稍不满意还会依恃霸权加以指摘和制裁，这种举动恐怕既没有国内民意基础，也得不到世界各国的理解。

今天的美国很像一位没落的贵族，过去的努力与修养成就了今天的地位与优势，却也成了今天继续改革前行的阻碍，既没有意识也缺乏动力，恰如中国的乾隆皇帝在1792年面对英国使团时那般。

“世纪诉讼”的闹剧也许就是这种没落的表现，没人知道这是否会成为世上最强大国家再次出发的契机，但如今可以看到的是，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并没有实现，而拜登说“美国回来了”还是指向过去的那个美国。

作者是中国扬州市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