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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中国今年庆祝正式建交30周年。我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外交部长黄根成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交时，我是新加坡常任联合国代表。当时，我就站在房间的后面。

虽然双方都认为这只是一种形式，但此乃重要且意义重大的正式程序。在此之前，新加坡和中国已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开展了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时任我国总理李光耀于1976年首次正式访问中国，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则于1978年访问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时，也到访了新加坡。1981年，两国互设商务贸易代表处，以促进双方的经贸联系。

作为马来群岛中，华人占多数的东南亚国家，新加坡表明，它将排在印度尼西亚之后，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亚细安国家。这一立场意味深长，反映了新加坡在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在本区域的地理位置上所处的微妙地缘政治局势。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所以它所采取的平衡做法，不仅是针对外部形势，也是基于内部的敏感情况。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与本区域关系正常化和发展的地缘战略背景。当时，冷战方兴未艾。1972年尼逊访华后，美中关系有所缓和，使本区域各国得以迅速与中国建立关系。邓小平让中国走上“四个现代化”道路的决定，为与各国交往提供了许多可能性。

他访问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希望能争取对抗越南和苏联的支持。邓小平认为，新加坡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可借鉴之处。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当时，中国对新加坡作为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在发展方面的成功很感兴趣。后来，我相信中国将新加坡视为参与区域及国际体系的战略途径，因为新加坡与许多国家和美国的关系良好。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支持中国在本区域的和平与建设性发展。我们自始至终认为，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有利于本区域和世界。

多层级合作

自1990年以来，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发展壮大。我们有多方面的实质性合作。2019年，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则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

两国开展了多层级的合作，如很多人所熟悉的苏州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以及最近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CCI）等大型项目。每一个项目都代表了合作的不同阶段，被认为使中国受益，并让新加坡有机会与中国合作。在苏州，我们引入了所谓的新加坡式发展“软件”，即财务纪律、长期总体规划，以及持续为投资者提供服务。这不仅仅是关于硬件和建筑，而是一个将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的试验计划。天津项目的实施正值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感兴趣的阶段，CCI则显示，新中两国可以共同发展金融服务、航空、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行业。通过CCI，我们希望能开辟“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Trade Corridor）和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和新加坡于2008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开中国与亚洲国家签自贸协定之先。所有的贸易协定都具战略意义，它为后来的中国—亚细安自贸区打开了道路。

我们为两国领导人和人民建立了许多交流平台。例如，由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共同领导的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oint Council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国务资政张志贤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共同主持的新中领导力论坛，以及近年成立、由新加坡大法官梅达顺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联合主持的新中法律与司法圆桌会议。此外，还有八个由部长和省部级领导出任联合主席的省或直辖市级经贸理事会。

当中国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新加坡是最早支持这些项目的国家之一。现在，我们同中国合作开展“一带一路”的第三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是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和金融互联互通方面展开合作的重大机遇。新加坡占“一带一路”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85%，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有近三分之一流经新加坡。

合作是出于战略原因

以上简单地说明了两国现有的各级接触层面和合作范围。在介绍合作的总体情况时，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争议事件，这在所有双边关系中都会发生。

事实上，双方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期间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并进行了高层会议和访问。新加坡在疫情期间同中国开通了首个“快捷通道”，是首个与中国达成此安排的东南亚国家。

无论是贸易、经济往来、投资或技术开发，每一领域、每一项目的合作都是出于战略原因。双方都从各自利益角度出发，看到其中的战略价值，我们建立了牢固而实质性的关系，以实现互利共赢。

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今世界充满了紧张和动荡的局势。这不仅仅是因为几乎使世界经济瘫痪的冠病大流行。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敌意。虽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处理，但不同的美国政府都会以中国究竟是战略竞争者，还是战略对手为依据，制定出与之打交道的政策。

现在，国会两党和政治精英已经达成共识，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就已在迅速改变，特朗普当选总统，只不过是使这一观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投资战，现在又发动了科技战，试图让科技经济脱钩。他的政府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大国”的标签，他们的讲话充满了冷战的论调。基辛格在2019年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说：“我们正处于冷战的山脚下。”今年，他在同个论坛上说，“我们在山路上”。

然而，特朗普不仅仅是重塑了与中国的关系。他强硬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多边主义发起广泛的攻击，退出了《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抨击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拒绝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而实际上是扼杀了它。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余，还在全球大流行期间威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他对联合国的漠视。

叫嚣声浪将会降低

随着拜登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各国都期待多边主义，以及美国对待盟友的方式会发生一些变化。鉴于两党对美中关系的立场，以及特朗普政府在任期的最后阶段，推出了一些难以废除的对华政策，人们认为美中政策不会出现重大转变，因为拜登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回旋空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军方所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的行政命令。因此，投资公司和养老基金不能买卖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31家中国公司的股票。

国会两党势均力敌，双方必将竭尽所能地阻止变革。但我预计，政策方面会有更大的可预测性。我相信，叫嚣的声浪会有所降低，这在当前的气候和背景下，是非常有帮助的。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和中国在战略合作方面可以做些什么？要使本区域变得更具韧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八个合作领域

第一，刚刚成功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一个涉及15个国家、花了八年才谈成的重要里程碑，乃目前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下一步将是所有RCEP成员国批准并落实该协定，以充分发挥其潜力。

新加坡和中国可以发挥作用，鼓励成员国批准协定，并致力于拟定工作计划的条款。在我们签署协定之前，工作计划还没有完成。其中，促进资本在本区域流动的投资保护条款将十分重要。在RCEP生效18个月后，我们就可以研究如何扩大RCEP。当然，我们应该鼓励印度重返RCEP，它原本就是谈判方之一。

第二，尽管有RCEP，新中两国以及其他亚细安国家应该优化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区。亚细安和中国一步一脚印地建立了首个自贸区，而作为一个更紧密、更小的组织，更容易推动其发展。中国和亚细安可以探讨如何尽量减少新的非关税壁垒。亚细安国家和中国应该认真研究一下，看双方如何通过消除这一剩余障碍来提升自贸区。

第三，上个月，在RCEP签署五天后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这是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今年5月表态，称中国对参加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后，中国对CPTPP感兴趣的最高级别确认。实际上，当TPP在2009年左右首次提出时，中国去了华盛顿的几个大使馆，想了解更多关于TPP的内容。现在，我相信中国会就CPTPP与许多成员国磋商，因为接纳新成员必须得到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新加坡很乐意向中国通报有关情况，并提供我们的观点。

第四，在数码领域，我们有很多可以合作之处。鉴于中国在智能科技上的进步，以及新加坡在推动智慧国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合作帮助亚细安智慧城市网络所涵盖的26个亚细安城市提高它们的能力。这将增强亚细安的竞争实力，并在亚细安区域内构建电子商务生态圈。在疫情时期，这更是刻不容缓。

第五，新中两国已就“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合作，前往第三国投资。这一工作应继续，并边做边学边调整。

第六，两国可以就世贸组织改革交换意见，双方都希望看到国际贸易体系保持开放和多边贸易组织取得成功；中国希望世贸组织能够发挥作用。随着白宫人事的变动，当选总统拜登很可能也希望世贸组织发挥作用。

两个大国都不认为世贸组织的工作做得有多好，现在也许是考虑改革世贸组织的好时机。新加坡愿意参加这方面的讨论，并希望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一直认为，世贸组织改革的早期设想可以在二十国集团（G20）上讨论和检验，毕竟这个国际论坛包括了中国和美国，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重要参与者。新加坡虽不是G20的成员，但我们作为由小国组成的联合国全球治理集团（3G）的召集国，受邀参加了G20的大多数会议。

第七，两国可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这将有助于稳定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间的紧张态势。新加坡虽不是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国，但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海上航道的航行自由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新加坡在这方面持前瞻性立场，但我们也希望达成一项有效并有实质意义的协议。它不应该是一项不惜任何代价的协议。各方必须充分理解《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义务。

最后，我想谈谈印度—太平洋战略。自从特朗普政府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构想，并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以来，有关印太战略的讨论颇多。现在，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荷兰都提出了各自的印太战略，其他国家也正在酝酿它们的版本。亚细安则采纳了具包容性理念、不针对任何国家的“亚细安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简称AOIP）。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考虑。中国已接受了AOIP，而我们希望中国能成为帮助亚细安实现AOIP承诺的国家之一。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

本文是作者在《联合早报》
主办的“新中论坛：
新中关系迈向4.0”
线上讲座的主旨演讲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