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

佛教学者大体都知道，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之际开始，中亚的粟特人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传粟特男孩出生时，嘴上要抹蜂蜜，以期未来能口舌讨巧以利贩卖。

这一中古时期控制了丝路要冲商业贸易的古老民族，常操持多种语言，信仰多重宗教，四海为家，在中东、南亚与东亚诸文明间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沟通作用，也积累了巨大的商业财富与璀璨多姿的文化传统。他们把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原，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之中，始终只能臣服于其他文明，而未能形成自己的统一帝国。

其原因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所带来的巨大离心力，严重削弱了构建统一民族国家政体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在人类文明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固然是巨大的遗产，却也是能让一个社会瞬息间分崩离析的原动力。

在很多地方，新加坡人与粟特人颇为类似，我们同样以商业为立国之本，以无远弗届的商业网络来补充自己腹地的不足。我们也具文化上的开放性，新加坡多年来以对外来移民的开放，弥补自己人口的不足，每年又有很多国人移居或到国外生活工作，这与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有别，所有这些都对国家凝聚力产生若干负面的影响。

即使是本土新加坡人，也是一个完全异质的多元族群、语言与宗教的调色板，甚至本地华人中也同样存在巨大的文化与族群差异。新加坡人就像是一群永远挣扎于国族、族群与宗教认同的游子，如何打造一个具有共同归属感的“新加坡性”，就成了一项注定没有终点，却又必须持之以恒地努力的重要使命。

国家政权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具有广泛参与的官僚选拔来构建其管理性支柱，并通过向下的权力渗透来达到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底层的控制。这样方能将即使是异质的社会单位，整合成为相对同质的国家政体。

回顾建国的艰辛历程即可发现，在55年前由于殖民当局间接管理的方式，使得当时本地人的族群与宗教认同远超国家认同，而多元且统一的国族观念也处在成型的最初阶段。此后新加坡政府吸取历史教训，通过精英培养与选拔机制等，无差别地打通各阶层与族群中平民的上升通道，同时也致力于打造一个跨宗教、族群的国族认同概念。

在此一过程之中，旧殖民政治为国家机器留下了行之有效，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的法制与民主制度，各族群逐渐适应了通过议会民主制度这个权力博弈通道，来合理地表达自己的各类诉求；而政治上层也通过选票机制，来定期检验自己施政的有效性，以作出及时的政策修订。

也就是说这套民主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由族群社会向国族统一体迈进过程的顺畅进行。它一方面抑制了国家权力对于公民社会的过分扩张与渗透，在政治精英与底层民众的相互妥协中推动了国家的转型，同时也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转变。

即使如此，新加坡依然面临另外一组更深层次的矛盾，即在稳步推进“新加坡性”的同时，如何在多元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国族同质性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简而言之，我们一方面宣称多元文化是新加坡的重要文化遗产与身份标志，但同时这种差异性本身又会与统一的国族概念间形成张力。与此同时，过去从上而下的动员模式，固然可以在客观上更快地推动新加坡人的同质化，但价值观的深层塑造与长期凝练，则依然要靠从下而上的底层民众参与。

在新加坡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中，如何调动基层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的积极性，也即新加坡国族认同最终要实现由上层制度规约向文化自我体认方面的转变，就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新加坡国家的建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注定了其生存的艰难并非只是由于物资的匮乏，在精神与文化方面也同样存有先天缺陷。因此打造共同价值观，就须要全体国民时时超越自己的小群体，这样方能在保持多元丰富差异性的同时，实现由各族群共同生活却互不相关，向全体新加坡人精神一体的嬗变与升华。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