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汛

美国候任总统拜登12月13日在推特宣布，美国将于39天后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这并非拜登首次在气候问题上展示高调态度，在此之前，拜登已经在其竞选纲领中反复强调要将气候变化、冠病疫情、种族平等、经济恢复作为其执政期间的优先事项考虑，并设定使美国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碳中和）的目标，和与之相配套的2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计划资金。

11月24日，拜登任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首任气候特使，标志着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内阁的核心议程之一，并直接同安全问题挂钩。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气候政策是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的：即绿色发展将会促进就业并重振美国经济，而非特朗普所说的“气候骗局”。在此信念指引下，拜登政府积极的气候政策转向应运而生。

拜登的气候行动计划主要分为国内外两个部分：在国内，拜登政府一方面将通过投资绿色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来减少碳排放、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则通过机构改制（如建立环境和气候司法部）和环境法令来规制环境污染，提升气候正义；在国际上，拜登政府将重返《巴黎协定》等多边气候进程中，并重新联合其盟友寻求气候谈判领域中的领导角色，以挽回美国损失的“软实力”。

拜登政府“使美国再次变绿”的气候行动计划雄心勃勃，然而其具体落实却面临诸多障碍。首当其冲的便是分裂的国会掣肘，民主党能否在参议院取得多数，将取决于晚些时候佐治亚州参议院选举的结果。如果民主党未能赢得参议院多数支持，气候行动计划及相关环境草案都将受到影响，甚至“胎死腹中”。相反，如果民主党重夺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拜登政府的野心勃勃的气候变革计划将畅通无阻。

拜登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最高法院的阻碍。现任总统特朗普任命数十位保守派法官，到全国各地的联邦法院乃至最高法院，他们可能对一些政府法令和政府职能的扩张持怀疑态度。一旦拜登政府在参议院不占绝对多数，其气候行动的优先选择必然移至行政法规；而拜登利用其行政权力实现严格、持久气候变化计划的行动，无疑将面对比其前任总统奥巴马更加严峻的司法挑战。

总体而言，美国由于国内民主、共和两党选举的周期性轮换，其气候政策也面临着周期性起伏。共和党重视工业财团和现实利益，而民主党则更为重视价值引领和非物质主义追求，由此导致了两党内政外交实践的差异。

纵观90年代以来美国历任民主党总统，从克林顿政府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奥巴马政府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再到如今拜登政府极具雄心的气候行动计划，其价值追求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气候政策的周期性变化对全球气候来说却是灾难性的，特朗普政府所（间接）催生的的空气、水和大气污染，有可能通过法规可以很快得到控制，然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累积却具有“惯性”。

正如奥巴马前任顾问乔迪·弗里曼（Jody Freeman）所说，对于全球气候而言，不管政策如何变化，由于宽松法规而排放的温室气体都将持续数十年乃至更久。与此同时，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带来的国际追随效应，也引发了气候政策的反复和倒退，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体现的尤为显著。

拜登政府的气候行动规划虽然有意弥补特朗普政府的环境缺位，但是短暂的任期、否决政治所带来的政治衰败，加上冠病疫情、社会分裂、种族问题等诸多挑战，其气候行动计划能否落实并持续，仍然难有定论。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