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特朗普并非美国社会问题的原罪者，但他的极端保守主义政策，美国优先和敌对排外的政纲等，却从政治顶层证实了美国主流社会内部已经严重分化的事实，他的行为加速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侯太领

随着各种程序的临近终结，美国大选似乎已经尘埃落定，民主党和建制派重新掌权，“灯塔”之国一如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再次彰显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全球都为之松了一口气，并且憧憬着接下来一切回归正常：价值引领、多边主义、控制疫情等等。

但憧憬与现实之间终归存在距离。且不说特朗普的许多政策本身就是两党的共识，大多数已经通过法案或者国家间的协定固定下来，从而对继任者形成了足够的约束。就只从美国社会内在的张力来看，在经历了四年革命性的“异化”之后，现行建制体系乃至传统价值观还能否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值得打个问号。

美国的成功之道从无定论，总体上是地理区位优势、没有历史负担、宪政体制、自由经济，加上偶然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开国元勋们奠定的体制以及所树起的立国精神，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0余年的时间里，尽管遭遇过各种危机，其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规则始终得到了遵从，从而使这套立于现代文明地平线之上的体制的功效，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也成就了一个国家的全球霸权。

体制的本质是一套规则，一套体制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其背后的道德支撑，“徒法不足以自行”，古今莫不如此，美国也不例外。特朗普是美国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也是放大美国体制固有缺陷的投机者。

他将商业策略用于政治操弄，将市场交易中的滥权取利之道，移植到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置政治伦理和精英治国的道德自觉于脑后，不断拷问宪政规则的模糊区域，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在常人不愿涉足的道德禁地上横冲直撞，造成了一次次的宪法危机。并且，他的行为外溢到全球，还搅扰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全球化体系，伤及世界各国。

新总统拜登在这种局面之下艰难胜选，虽然意味着许多方面可以重回正轨，但却无法阻碍特朗普那套无所不用其极的选举操作方法昭然于世，通过滥用既定规则来渔利的政治空间得到扩充，支撑美国体制运行的政治道德又滑下一个台阶。而所有这些，都将成为下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起点。

选举归于政治，更为关乎国家成败的应是社会生活层面的富足与活力。美国社会一向以开放融合为主旨，实践证明，这样的主旨也是社会发展的创新之本和动力之源。但即使借助最简单的历史分析，也能发现美国社会的开放融合是以“新教-萨克逊”族群的主流地位不被动摇为前提。

事实上，至少从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社会核心族群的主流地位从未动摇过，其社会问题主要源自主流与非主流群体之间的对立。显然，这种边缘性的冲突并不足以触动社会持续发展的根基，反而促使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纷纷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为荣。

但最近数十年，全球制造业转移，文明冲突加剧，新自由主义被证伪，社会财富的金融化，以及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垄断重塑等，这些因素对许多国家的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挑战。

美国也未能置身度外，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群体萎缩，传统的社会稳定结构逐渐失衡，主流社会内部出现阶层对立。铁锈地带、农村和郊区的民众感受到日益强烈的边缘化危机，萌生出通过史诗级的大变革来改变命运的冲突。这种现象为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营造了足够的社会氛围，特朗普则是一个应时而出的时代性人物。

显而易见，特朗普并非美国社会问题的原罪者，但他的极端保守主义政策，美国优先和敌对排外的政纲等，却从政治顶层证实了美国主流社会内部已经严重分化的事实，他的行为加速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但在当前阶段，美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尚不足以导致新政权的出现，其宪政结构的稳定性距离失控的边界仍然遥远，特朗普自身也并无引领或者再造美国的能力。

但当主流社会内部的对立成为常态之后，权力和财富将不可避免地消耗在相互攻击之中；美国三权制衡的制度优势，将会转化成应对社会冲突方面的拖沓低效；选民手中的选票将会更快地投向那些不切实际却充满诱惑的承诺；而选举政治，也必将变成依靠取悦迎合选民，不断操弄政治和民粹议题，来捞取政党利益的庸俗游戏。而当这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时，国家体制的各个环节就失去了相辅相承、合力发展的效用，而会彼此倾轧掣肘，甚至滑入恶性循环的轨道。

面对这种局面，新总统势必会将重塑政治道德、弥合社会分裂、团结抗敌列为首要任务。但无论谁当总统，恐怕都无法扭转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所造就的趋势。

随着时间的延续，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及弱势政府在互联网时代所暴露出的治理能力不足，只会进一步得到证实。特朗普某种程度上只是趋势的顺应者，特朗普的否定者们，纵然拥有更高超的政治驾驭技巧，面对的却极可能是回天乏术的窘境。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从美国此次选举过程中的种种迹象来看，魔盒已被打开，社会公众的情绪已被点燃，“利益优先”的价值逻辑，诉诸于重新分配，而不再是创新的行为导向已经形成。

从富人手中瓜分财富，从其他国家直接攫取利益的诱惑，已经十分难以抵制。因此，美国的普通民众是否还有耐心等候迟缓的产业回归和重新规划的贸易体系，十分值得怀疑。有些看起来顺理成章的重回正轨的政策，很可能只是少数精英阶层的局部共识而已，对于这类政策，有理由怀疑新总统无视选票而坚定执行的决心。

与此同时，一定会有接踵而来的政治人物伺机而动，继续挥舞“美国优先”的大旗，为了政党之利，甚至一己私利，不断制造议题，反复给选民注入激情，动员民众形成前所未有的政治狂热，营造一呼百应的选举声势，借此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利益。

这种局面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历史阶段，然后在反思中得以重塑社会理性。但对直接从现代制度文明起步的美国而言，宪政理性和三权制衡的机制一直在维系着政治上的均衡，极端政治行为尚属新鲜事物。也正因如此，美国普通民众缺乏对极端政治人物的敏感性，美国社会对此也没有足够的心理防御和文化储备。

历史总是相似的，相似的历史在每个地方都愿意实践一次。四年之后，美国的选举将会如何回应世人的期待，端倪已现。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