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长治久安需要一个宽松得多的社会契约，来包容尽可能多的人。（路透社）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共产党政治的最高境界，但它总停留在理想上。究其原因，主要是所持政治主张和理念包容性不够强。

毛泽东时代，除了大批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外，内部的派别斗争的处理，也往往是将对手打成“资产阶级代理人”“反革命”“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等（斯大林大清洗时则统称为“人民的敌人”）。

这样做造成积怨太深，使恐惧和戾气充斥社会。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等，在任何现代社会都是生产力的中坚，却被当作“臭老九”送去打扫厕所、干体力活，被当作剥削阶级打倒，再被踩上一只脚，一踩就是几十年。私企老板至今地位尴尬。

中国的长治久安需要一个宽松得多的社会契约，来包容尽可能多的人。比如美国建国契约——独立宣言和宪法，不仅仅凝聚了当时13个殖民地精英的共识，而且之后200多年其外延不断扩大，逐步包容了所有种族、宗教、阶级、性别、价值观、政治倾向等的人，形成了一个世界意义的范式，造就了一个最强大，最具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超级大国，根本原因就是它的价值观和原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普适性。

比起共识不再、社会撕裂的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当今世界中国更有条件率先达成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契约。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国家认同意识强，政府支持率高，经济增长快，各方面事业发展比较顺利，综合国力直追美国。这是个有利时机来为今后百年的繁荣昌盛打下基础。

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是七八个“国父”关起门来炮制的，是迄今最成功的“顶层设计”。如果放在今天大众民主的激烈争斗下，恐怕永远达不成一致。在民粹主义兴起的许多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中国具有这种顶层设计能力。

但首先必须克服一直以来契约意识的模糊：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梦、民族复兴等等。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政府不自称为民的，中国从三皇五帝就有朴素的民本思想，但历史上的统治者有多少真正做到了执政为民呢？缺少可操作性和无法追责的许诺都涉嫌忽悠。要避嫌忽悠，就要思路清晰，尤其要搞清楚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显然不是包容性社会契约的好基础，试图在此基础上达成全民共识，反映出了一些带根本性的模糊认识和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近来似乎更加尖锐复杂了；它指出的方向似乎也是大势所趋。但马克思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会在他死后近一个半世纪仍然强劲，也没有预料到20世纪以来的中产阶级革命，更没有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以及尝试实践他的理论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会在一夜间崩溃。

这些没有料到的重大历史事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生产关系正在向后工业社会演变，而马克思主义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其局限性会越来越突出。

换言之，现在需要的不是回归而是创新，创新的价值远远大于回归正统。唯有创新才有可能使社会主义被更多人认同和接受，从而成为新社会契约的理论基础。要想用正统马列来统一思想，就只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靠不许人讲话和控制舆论是达不成共识的。控制恰巧说明理论缺少说服力，需要发展创新，而思想控制恰恰阻碍了它。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为实际需要做的变通，也是理论贫乏的表现。40年改革开放实践后，仍然停留在这种贫乏上就说不过去了。相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能反映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却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正统相矛盾。

中共又在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了，说是“信仰大于天”。但马克思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他认为尚不存在的社会形态是无法研究的，所以仅仅给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性解放、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最根本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这些都不是什么远大理想，是现在就可以努力争取的，而且这种努力必然会超越马克思，因为它必需依据马克思看不到的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远大理想”必然虚无缥缈，但现实努力却可能达成新社会契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右边来的危险在大大降低了，但仍然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仍会大力推销自由主义，以便维护他们的庞大的财产和寡头垄断地位。这样扩大贫富差距，造成1%和99%之间的对立。

第二个问题是中华文化要面对的更根本问题：是否承认天赋人权。但这里的要害，不是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主权，而是理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方面只要是公民，无论是地富反坏右还是臭老九，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上已经有所体现。

但另一方面的现实是，一旦以人民、国家、党或其他集体的利益为名，任何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可以受到侵犯，尊严和价值被碾压，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

高压下盛产刁民，出不了公民；没有公民就没有公理，要有公民就必须明确政府权力的界限，在每个人周围建立一个安全带，使他有安全感。不同文化在界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尺度不同，结果也不一样，但两者不可相互抹杀应该成为共识。

第三个需要梳理的问题是官民关系。这里包含了若干次级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治国术里是否保留“威吓”的手段。中国传统中的下马威，公堂上的杀威棒，砍头、凌迟和诛九族等等都是常用统治手段。现在文明多了，但领导仍要立威，官府需要震慑来维持秩序，使大众服从。

一方面这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很难克服，另一方面当局往往发现威吓很管用。但从现代文明的标准来看，这不得不说是个陋习，导致了广为诟病的“长官意志”，也是“威权主义”坏名声之源。治理手段用公理和法律取代威吓是历史进步。

其次，传统民本主义的官民关系，是放牧而非民主关系，百姓渴求的是好皇上和青天大老爷。中共常讲人民当家作主, 但施政仍主要是传统的牧羊式，官民之间制度化的联系太少。西方选举民主的一个弊病，是选举时以民为本，选举后则以献金的利益集团为本。中国的新民本主义需要摸索出比普选民主更优越的制度，使民主和良治无缝结合。信息社会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为此创造了广大的空间。

第四个是党政内部的各种关系。要保证政权的人民性，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增加官员对老百姓的依赖，减少他们对上级的依赖；要保持社会契约与时俱进，就需要有一整套制度来不断更新共识。中国目前的制度的议政平台明显不足，纠错机制也不完备。党内民主程序形同虚设，压不住各级各地各单位中的专权倾向。

政治过程的封闭性也使宫廷政治仍有市场，这些年宫斗连续剧大红大热，很不利于政治现代化。上级可以节制下边的土皇帝，但最高层无人节制，只能靠自觉自律。而大权在握后，自律最难，自觉则靠个人修养。扩大议政平台和定期对主官信任投票似有必要。

第五个是法治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克服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治文化，这方面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八九十年代推行了数个全民普法五年计划，现在正在推行法治政府，依法治国。但权力过于集中助长了人治文化——走关系比走法院管用，也产生了第二个老问题：法大还是党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被接受，但司法机构都处在各级党组织之下。司法独立是个绕不开的问题。

理清了这些问题，就有可能打造出一个面对新时代的社会契约，凝聚社会所有的力量、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这么个契约对政府的合法性，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复兴，人民的福祉具有长远意义；也将大大拉近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距离，便于它们理解和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不再将中国看作异类，压缩“中国威胁论”的市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