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挖沟还是对话？

沈联涛　肖耿

如今，美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无法达成共识。然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一致认为，中国对他们国家及其长期领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生死攸关的挑战。这种内部分裂和外部妖魔化的相结合，使得中美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近年来，社交媒体助长了美国的内部分裂。社交媒体通过向用户大力推送量身定制的内容，制造了“回声室”（echo chambers）效应，强化而不是挑战用户的信念和价值观。不同的观点即使能够进入回声室，往往也会被歪曲或抹黑。当回声室内有人质疑同质固化的信念时，他们可能会立即被排斥，或用当代的话来说，就是“被取消”。

这种对不同观点的极端反应性妖魔化，不仅压制了正常的对话，也缩小了从分歧升级到冲突，甚至暴力冲突之间的距离。人们对各国领导人未能带来正义、安全和机遇普遍感到失望，这进一步加剧了风险。

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显示了同样的倾向。例如，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布的报告《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就对中国共产党做了妖魔化的描述，称其“不受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约束”。

该报告还煽动人们对所谓的中国“威权体制目标”和“霸权主义野心”的恐惧，暗指中国企图将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模式，注入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报告还建议美国建立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并在必要时通过军事力量确保世界的“自由”。

中国当然不会看不到来自美国的敌意，也一直对美国的体制及政策进行自己的评估，结果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印象。如今，中国的领导人、公民和企业似乎很清楚，美国远非一个自由和机会的国度，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被系统性种族主义、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缺乏共同目标所困扰。这些弊端长期以来被“美国梦”的幻想所掩盖。

此外，美国不仅难以成为民主的典范，还具有高度扭曲的政治制度。它的体制，包括选举人团制度、参议院和最高法院，以及不公正划分选区、战略性减少投票点、繁琐的选民核查规则等做法，意味着并不一定是多数人所支持的政治领袖在统治美国。富裕的政治捐款人可以通过资助竞选活动或收购媒体来获得影响力。

随着中国摆脱对美国长期持有的幻想，它对构筑建设性双边关系的希望也在减弱。可以肯定的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拜登不太可能持续特朗普所设计的过山车式中美关系，包括突然袭击、逆转、中断，以及几乎导致灾难的惊险场景。但是，减少混乱并不一定意味着减少对抗。拜登在竞选时曾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流氓”，并承诺领导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以“施压、孤立和惩罚中国”。

因此，中国正在做最坏的打算。这可能意味着由特朗普所发动的贸易战会继续，或者就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传播作出更多毫无意义的指责。这甚至可能意味着涉及台湾、南中国海和中国西部边境的军事紧张局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正在屈从于美国式的孤立主义和妖魔化。相反，尽管一些外交官采取了拙劣的“战狼”策略，但中国已采取重要步骤，在共同关注的关键领域推进国际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该协定的15个成员国占世界总人口、贸易总额及经济总量的约30%。令世人惊讶的是，中国还表示可能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该协定是在特朗普将美国从最初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撤出之后才出现的。

正在努力控制冠病疫情，并似乎正走向双底衰退的美国，最好采取类似中国的做法。贸易是美国摆脱当前经济困境的唯一途径。这包括与中国的贸易，而中国是第一个从冠病疫情冲击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唯一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正增长的国家。

可是，只要误解、敌对和相互猜疑还在主导双边关系，中美务实合作就难以实现。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所说，美国拥有两种关键的领导力量：感召力量和恐吓力量。在与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强国中国打交道时，恐吓是行不通的。在香港、新疆和台湾等内政问题上，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恐吓。

但是，美国仍有时间利用感召力量来证明，它和中国可以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平等伙伴，携手合作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这一当务之急还有一个道德层面的原因。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局外人无法理解，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怎么会让超过29万人死于一种流行病，而贫穷得多的国家用简单的公共卫生措施，就能更成功地对抗这种病毒。要让中美合作发挥作用，美国必须展示其从“我们”而不是“我”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

正如犹太教教士萨克斯（Jonathan Sacks）所说：“世界被分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和不像我们这样的人，失去的是共同利益的概念。”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持久承诺表明，它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是美国也该这么做的时候了，以就须建设性参与的问题，展开直接和诚实的对话。

拜登的总统任期是启动这场关键对话的黄金机会。但是，时间紧迫。如果拜登选择挖沟，而不是对话，来开始他的任期，改变路线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作者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肖耿是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香港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英文原题：Division or Dialogue with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