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作者：黄云娜

资本主义龙头、自由主义堡垒、贫富极悬殊、收入不平等、经济撕裂造成政治撕裂、极端民粹牺牲社会公义......这系列关键词，既令人联想起美国，也令人联想到香港，因为后者不时对标前者的发展模式，同样创造了盛极一时的经济繁荣，也同样陷入了江河日下的经济困境。不过，有别于香港的是，美国候任总统拜登的上场，可能为早已腐败扭曲的资本主义带来些许改变，起码从他早前（12月1日）公布的经济团队成员来看，除了深受市场和企业欢迎的传统精英，更加倾重专研劳工政策和经济不公的进步学者，似乎锐意利用一套中间偏左的施政纲领，以夯实劳动和中产阶级的基础，藉此修补两极分化。反观同样水深火热的香港，仍在纠缠“变与不变”，未有打算改革资本主义以维护公平正义，令社会底层共享经济成果。

是时候解决结构性不平等

“这个团队将在这场经济危机期间立即为美国人民拯救经济，帮助我们把经济重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拜登介绍经济团队时强调，将以“减少收入不平等”作为政策制定的重心，因为“是时候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工作回报和平等的致富机会，确保我们的企业能够欣欣向荣，在竞争中战胜世界其他国家。”

这支被拜登委以重任的团队，除了创下女性当政及有色人种组阁的多项先例，同样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们眼中的“经济问题”终于不再局限于资本和股票市场，即不再主力为资本家累积财富，而是开始强调劳动价值、分配正义、收入平等。

获提名出任财政部长的美国联储局前主席耶伦（Janet Yellen），本来就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于2014至2018年出任联储局主席期间，便非常关注联储局政策对工人造成的影响，而美国通胀率也被控制在2%的理想水平附近，失业率更降至4.4%的十六年新低。

至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劳斯（Cecilia Rouse）执掌，她除透过实证研究劳工被剥削的经济现象，更曾发表“高学费负担会阻碍低收入学生报读大学”的报告。委员会另有两名和劳斯一样被誉为“进步学者”的经济学家—曾于2013年出版《回到全民就业：对劳动者更佳的交易》一书的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在美国经济正处缓慢复苏、失业率徘徊在7%之际，就呼吁当局摒弃以为全民就业必然导致通胀加速的传统理论，积极推动全民就业；在2019年出书反驳“财富分配不均是经济活力的代价”论述的布希（Heather Boushey），则强调分配不均限制人力发展、阻碍机会平等，造成公共投资不足、弱化整个经济需求。

如何改革资本主义是选举主轴

当然，美国结构性金权政治问题复杂，拜登的中左政策能否因为几位学者的加盟而顺利落实，仍属未知之数，但这个微妙的安排和论述的变化，已令即将登场的“拜登经济学”多少有了些看头，有论者甚至寄望他对资本主义的改革，有望延续民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例如英国《金融时报》早于10月下旬便以此为题发表社评，《经济学人》更早于10月初便撰写封面报道。

为什么美国经济改革备受瞩目？事实上，若非“经济撕裂”几乎演变成“政治撕裂”，“如何改革资本主义”本来就是美国近年政治选举的一大主轴。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而论，资本主义的确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功臣，能够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激发经济潜能；但它同时存在颇为致命的结构缺陷，尤其是主张放任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不受限制流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自四十年前被提倡并获依赖，更易令这种生存和自利的动能走向偏锋，使社会关系失去应有的“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利益关系的“物与物属性”，从而扭曲经济发展是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本质，导致出于利益争夺而发生的社会冲突渐渐成为常态。

当资本主义被放任甚至扭曲到一定程度，就像美国一样，虽是世界强国、富裕社会，但很多公民依然十分贫穷，而且无法享有基本保障。

“政治撕裂”源于“经济撕裂”

不少研究和分析均指出，美国当下的“政治撕裂”，其实源于新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撕裂”，而且早在列根（Ronald Reagan）任内就埋下祸根——他的漂亮演讲成功征服美国人民，主张“滴漏效应”的经济政策也促使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但在执政后期，赤字大增、贫富分化、储蓄贷款协会崩溃、工业企业大走下坡、高失业率接踵而至，时任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因而开启持续将公共债务货币化的鲁莽手段，令联邦债务从3万亿美元飙升至今天的27万亿美元。

更可怕的是，当美国债务如山、国民负担被推向无底深渊，金融化与财技化的盛行已令华尔街彻底变成危险赌场，但真正支撑经济增长和提升生产效率的投资却严重匮乏，导致愈来愈多家庭入不敷支，例如当地有多达八成家庭根本无法建立未雨绸缪的储蓄。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富豪结构因而日渐稳固，《福布斯》2015年底公布的研究显示，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拥有的财富，高于整个美国中下阶层所拥有财富的总和；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更显示，美国白人与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间的差距更大，前者分别是后两者的22倍和15倍。

可以说，贫富和种族差异早已植根美国社会，只是以往都被政经手段压抑下来，但至近年面对全球化浪潮，旧有产业被转移出去，新兴产业未曾及时形成，导致制造业急剧衰退——例如制造业就业人口由1980年的2000万个急剧下降至去年的1200万个，令大量中产失业，原有的富裕生活逐渐无以为继，社会情绪难免被激化，使得原本得以约束民主及共和两党不可走向太左或太右的“共识政治”开始瓦解，走向民粹，造就“特朗普主义”的崛起。

“财富再分配”并非洪水猛兽

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未美国社经带来巨大变化的“里根主义”，“特朗普主义”与政府角色、产业政策、财政理念等主张完全无关，而是一种毫无治理内涵又哗众取宠的执政风格、以及用“我们VS他们”的态度面对社会问题的对立思维。

结果，四年过去，美国不但没法走出中产衰落的困境，劳工阶层也愈见艰辛，但资本市场和财团巨富却从未停止膨胀。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经济政策实践教授Jason Furman于2018年发表的论文显示，在1948至1973年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每年增长3%，照理说未来美国家庭当中子女收入必然高过父母；然而，自1973年以来，有关增长比率已经减少至0.4%，至今竟有28%子女的收入低于自己的父母。

与之相反的是，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就像恶性肿瘤一样扩散，令不少优质的人力纷纷投放精力和资源从事那些不事生产的投机活动，以赚取最大利益。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Thomas Philippon等学者估算，透过“寻租”（rent-seeking，是透过垄断社会资源和地位从而获得利润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金融专业人士与私营机构其他领域从业者之间的薪资差距达30%至50%。此外，由于管理层薪酬与公司股价挂鈎，直接鼓励管理层透过操纵收益或借钱回购股票等手段提高股价，但实际上并没为公司增加价值。

按理说，由于贫富悬殊极其严重，若要挽救中产衰落，最好就是透过“一次分配”建立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按劳获酬制度，从而增加民众收入，再透过“二次分配”调动社会资源，包括房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等，减轻负担、提升品质；可惜，由于美国迷信资本主义和放任经济，向来把“财富再分配”视为等同“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并没有着手改革。

再者，当地政客大都习惯把美国自身问题归咎于中国输入产品或低工资移民，即把本地的不平等加剧和生产率增长放缓扭曲成外国造成的问题，例如连任失败的特朗普便是“诿过他国”的佼佼者——但无论他任内如何强调“美国优先”，都没有正视美国根本的结构性困局，甚至企图透过发动贸易战、货币战、债务战及移民战扭转劣势，结果却令美国与全世界交恶、导致美元信用严重透支、债务负担濒临崩盘、一度陷入劳工荒。

修正自由走向“进步资本主义”

这或多或少让人联想起香港，同样高举“例外主义”，自视高人一等，渐渐不思进取，无法与时俱进；同样迷失于“资本主义”，放任市场扭曲，无视中产萎缩，漠视贫富悬殊；同样面对“民粹主义”，深陷“否决政治”，社会二元对立，裂痕无从癒合。

和美国一样，香港的资本主义也是世界上最腐败和最扭曲的资本主义，至今仍没改变“血汗工厂”的本质，令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根深柢固——

由港英殖民政府形成的“官商共治”格局，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直到回归之后，被“AO党”（政务官员）主导的特区政府仍然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向来无法客观地批评放任无为的施政举措，更不敢重新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和积极作用，既未能大举制订推动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义，与普罗大众共享发展成果，令经济结构固化、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使得普罗大众焦虑不安。问题是，即使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8年金融海啸，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气不断累积，甚至藉由政治问题持续爆发，但一众精英仍然无视香港危机，反而继续迷信“滴漏效应”，巩固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

所以，这个“超级富豪”数量排名全球第一、有近四分一人口属“中产阶级”、人均GDP媲美欧美发达城市的地方，坚尼系数比非洲地区更高；所以，无论香港“经济自由”指数如何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何巩固，但除了这些“享誉世界”的虚名之外，普罗大众很难真正分享经济辉煌成果，反而要承受贵绝全球的物价。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今年出版《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一书，指出美国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失败了，未来应该走向“进步资本主义”。他就此提出两大修正处方：首先，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监管和投资政策，同时防止垄断、提升效率、保障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其次，政府必须思考如何令大多数人过上真正的中产阶级生活，不能令住屋、教育、医疗、劳工福利，以及退休保障变成愈来愈遥不可及的空想，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需求时，政府必须作出有效干预，方能拓展更多工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他深信，“进步资本主义”可令人民共享繁荣，因为它不靠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或剥削，而是基于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协同，令社会底层也能共享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