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你曾经是我的老师。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再向你学习”，2008年金融危机，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对前来求助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坦率地说。太平洋是一面镜子，最强大的美国常被中国人看作未来的参照，“可以正衣冠”。而今，镜中的形象早已破败不堪。

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

自由的言论、经济、政治，是自由主义建构社会的三大支柱，其共同的形式是平等主体的竞争。自由主义者认为竞争是好的，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真正有价值的观念、企业、政党可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整个社会的福利会得到提高。真实的世界却常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导致危机不断，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

自里根的新自由主义以来，美国经济愈加繁荣，但自由市场无法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减税更有利于富人，普通人的收入一直没有多大增长。全球化驱动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制造业外移，竞争力缺乏的工人陷入失落，转嫁责任的排外情绪严重。这股民粹浪潮，配合减税获利的富人与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助推了特朗普的上台，对国际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当冠状病毒骤然降临，自由竞争的两党急于在大选之年获胜，而将疫情政治化，致使疫情完全失控，至今近28万人死亡。其无节制的言论自由，不仅使得“Q匿名者”这样的阴谋论流行，还反噬民主的选举根基，推特、面簿也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审查总统的言论。

自由主义的种种许诺，在最不应该失败的时刻与国家，以最惨烈的方式失败了。且因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在大众舆论中，站错立场的自由派被彻底污名化为虚伪、双标的“公知”。可以说，以金融危机为开端，12年来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让自由主义的神话在中国人心中逐渐破灭。

权威主义新神话的崛起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受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强调秩序的观念影响，因应当时国内的困境与苏东改革的压力，中国出现了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权威主义思想，提倡加强中央集权来破除现代化的阻碍以快速推进改革，以此作为民主的过渡形态。

这一政治保守、经济放开的双轨战略大体被执政党采用，中国在政治与社会维持稳定的同时，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开放和崛起，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自由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新权威主义所预想的向宪政民主的过渡，迟迟未见踪影。

中国式权威主义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更加强调党的领导，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强大的权力新集中以“深化改革”，应对历史积累的严重腐败问题，且抓大放小，继续大规模投资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重新强调和支持国有企业的关键地位，借助新科技实现对社会更强力的管控，同时大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对新事物尤其是互联网经济采取了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直至11月初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培育其高速成长为变革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巨无霸。

今年成功抗击冠病疫情，可谓中国式权威主义的巅峰之作。遏制疫情需要超常规的医疗资源集中、大规模的检测、准确追踪接触者、严格隔离等等，恰好符合中共向来宣传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配合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疫情被遏制在极低水平，经济也实现了V型复苏。对比欧美深陷疫情，经济衰退，政治撕裂，中国式权威主义崛起为新的政治神话。

更自由还是更民主

未来的改革应更自由，还是更民主？这种二选一的问题很不政治正确。但在自由主义降格，权威主义升格的背景下，却是很严肃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多贬斥权威为极权，自由不仅是目的，还必须是手段，不认为竞争容易导致冲突；权威主义者也将自由作为最终目的，但是发展的结果而非手段，为此必须强力维持秩序，视自由派是企图制造混乱的反体制者。

两者根本立场裂痕深刻，基本不可调和，90年代初中国即出现了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大分裂，从今年方方日记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也可见一斑。

人是有限理性的，虽然对自身处境好坏的评价往往准确，但现实复杂，对未来做出理性选择是困难的。竞争式选举（以寻求连任为例）实际捏合了两个过程，对在任者过去政绩的评价与对未来执政者的选择，后者意味着多党制，前者则不需要。

自由主义者常认为没有独立信息、没有竞争对比就不可能做出真正有效的评价，这是偏见。1988年，智利就对长期执政的皮诺切特去留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是不能连任，皮诺切特在第二年交出了政权。

在可预见的将来，自由主义仍无法在中国占主导地位，但权威主义也有缺乏大规模民意反馈的固有缺陷。笔者多次于《联合早报》提倡公投考核制，拒绝戏剧化的多党竞争选举，保留全民对在任者的信任投票，将支持率作为其主要政绩，这样的直接民主是有助于改善治理的。

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推出“十四五”规划，2035年的远景目标就包括“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样的表述，说明中共认可民主是可以改善治理的。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自由主义者退一步，权威主义者进一步，双方就有可能达成“中共执政治理－全民投票反馈”的共识，缔结新的社会契约。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