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美国候任总统拜登上星期最为人关注的举动，莫过于揭晓麾下之经济团队。前任联储局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将在约一个半月后成为美国首名女性财政部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三个要职则分别由迪斯（Brian Deese ）、鲁斯（Cecilia Rouse）及谭登（Neera Tanden）出任。除了拜登重用女性及奥巴马旧幕僚之外，同样为外界关注的是，牵头的耶伦带凯恩斯经济学派色彩，鲁斯与谭登亦素以增加劳工收入为大方针，可见拜登纵然为传统建制精英，被视为与华尔街关系千丝万缕，但至少在姿态上展示出致力令美国变得更为经济公平。在深受深层次结构矛盾所害的香港，我们的政治领袖何时才有求变的觉悟和意志？

“我一直重视工作的价值，以至我之所以成为经济学者，也因为我关注失业对民众、家庭以至社群的打击。我毕生工作都是在令民众有工可做，并随之而活得有尊严和自我价值。”耶伦在接受提名之时如此说，并指出疫情与经济下行对于低下阶层的打击​​尤其严重。向来研究劳工市场及教育政策的鲁斯亦谓，“安全网破裂了，美国的弱势民众落得困乏无助之境。而重要的是，经济一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现在更是前所未有地恶化。”

公布名单时，候任副总统贺锦丽说：“拜登与我明白，我们获支持是为了还工作尊严一份尊重。”政客侃侃而谈是他们的基本谋生技能，但她此话诚然非虚。皮尤研究中心8月民调显示，近八成美国选民认同经济非常重要。美国失业率虽然已经回落，但10月仍达6.9％；而更重要的是，其经济与社会不公日益严峻。科网巨企亚马逊（Amazon）近日遭受批评及示威抗议，正是因为其按年盈利增加五成三，股价上涨六成半，老板贝索斯身家急增700亿美元，但亚马逊员工疫下工作的津贴却不足每小时一美元；超市企业沃尔玛（Walmart）生意增长四成半，沃尔顿家族财富进账450亿美元，员工每小时却只多赚6.3毫美金。利益分配如此不成比例，辛苦耕耘的劳工得不到应有回报，绝非个别企业或行业的问题，而是美国经济结构的整体不公。

候任拜登经济团队对经济的看法，与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理解堪可对比。特朗普经常炫耀道琼斯指数在其任内破顶，今年疫情期间股市逐步收复各个关口时，他又自夸为其功劳。仿佛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经济就是资本和股票市场。但经济者，经世济民也，并非为资本家累积财富，而是以润泽民生为要务。在美国以至香港等社会，财富没有得到合理分配，正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大老板可剥削劳工的劳动成果而自肥，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在金融市场累积资本，加剧经济不公。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之下，伴随经济能力悬殊而来的是生活上各种选择的差异，继而形成社会不公。所以当拜登的经济团队将经济焦点重新放到劳工和收入身上，已跟以往口讲“经济”但实指资本的情况有所不同。论述变化当然不一定意味政策改革，但至少透露了一定程度的意识转变。

危机之后应该展开改革

事实上，社会危机或剧变之后往往出现经济政策的根本变革。由1929年延续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衍生出失业保障、政府扩大开支等政策，甚至造就工会兴起；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斥公帑创造大量需求及就业机会；四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扩大公营社会保障；二战后，北欧更走上了福利主义的道路，缔造了其现今既有资本市场、但又相对经济平等的成就。不论是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或北欧模式，都不是关上门坐在扶手椅上的离地哲思，而是针对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而倡导的改变。穷则变，可谓人类社会的规律。经历去年社会动荡及今年疫下经济衰退，香港的政治领袖有否寻求变革之道，从根本上扭转当前贫富悬殊及种种社会不公之痼疾？

在香港，类似亚马逊与沃尔玛的故事以各种变奏形式存在。一方面香港目前有约25.7万人失业，失业率达6.4％，为近十六年新高，当中零售、住宿及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更高达11.2％；但同一时间，大围站上盖物业四轮推售迅速沽清，涉及金额多达238亿元。两者恍如平行时空，基层面对市道不景而毫无招架之力，资产阶级的资本累积却几乎一切如常。而且基层市民不只在经济下行时首当其冲，繁荣时也见不得分享到多少成果。由1990至2019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由10.4万增加至38.1万元，增幅接近2.7倍，但同期收银员及侍应生的平均月薪增幅仅为1.7倍左右。财富去了哪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用客观数字说明，香港的贫穷人口达140.6万人，坚尼系数为0.539，在全球人均GDP两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中称冠。

分配改革更要思想觉悟

广大打工仔无法分享经济成果，首先是“首次分配”出问题，即劳工未能从经济生产中得到合理的资薪分配。理论上，2011年起实施的法定最低工资能保障劳工的收入水平，不至于被过分剥削。但最低工资目前只订于每小时37.5元，以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工作九小时计算，月薪不足7,500元，仅为月入中位数的四成，远低于法国、英国及德国。《香港01》自创办以来一直倡议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惟政府不敢对抗资方阻力。最低工资委员会最近更打算冻结金额，政府在即将进行的定期检讨中若真决定如此，实在有负社会期望。

其次，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林郑月娥拒绝落实全民退休保障计划，市民的强积金除了支付基金行政费外，还要被雇主对冲。香港人也没有失业救济金，在疫情之下只能盼望雇主能有一点善心。恒常措施例如长者生活津贴及在职家庭津贴等成效有限，官员不从制度层面改革，只每年透过现金福利及“派糖”等措施纾一时之困。在“保就业”计划向雇主不分需要地派发多达800亿元后，林郑便推说公帑有限，难以再增加开支。这既忽略公帑最重要是用得其所的大原则，也无视香港财政储备仍达八千多亿元的事实。

一场全面的结构改革说难不难。除了改革经济及产业政策以令社会利润分配更合理，以及透过教育政策和就业支援等加强基层的经济能力之外，政府还可以增加税收，并把所得投放在教育、安老和医疗上，让经济成果雨露均沾。真正困难的是意识上的转变，这不但要政府认清其促进资源分配的角色，更需要官员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觉悟。当前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反问年轻人若努力工作是否仍买不到楼，以及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叫大学毕业生不要嫌弃洗碗工作之时，我们可见许多政治精英忘记了经济及社会制度之扭曲，足以令个人努力在“父干”等不可控因素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自诩已看清楚香港深层次问题的林郑月娥，是否真的明白香港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的结构改革，让经济回到润泽民生的初衷，让香港人能在公平公义的社会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