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不仅让我们看到不同地方的政府和民众不同的应对态度、抗疫绩效，也凸显了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强烈碰撞。

首先，是个人自由和群体观念的碰撞。大致上这体现了东方人和西方人价值观的基本差异，或许也可以笼统说是文化的差异。东方人有小我和大我的观念，一般上也能接受大我的利益超越小我。因此，在碰上像冠病疫情这样的紧要和危险时刻，多数人都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包括牺牲一些个人的自由。

西方人则不然。个人自由摆在第一位，“我”最大，几乎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因此，当政府规定人们出门须戴口罩时，许多人立即大表不满，认为这侵犯了个人自由和人权。不配合和违抗政府的口罩令，是众多西方国家冠病疫情恶化和近乎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还有一个不像样和拒戴口罩、不承认疫情严重性的总统，更使美国成了世界冠病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的个人主义可说已发展到极致。大家或许还记得，今年四五月间发生在汤申路顺福巴刹和熟食中心的“主权妇”事件吧？当时政府已实行了阻断措施，但这名自称主权人（sovereign）的妇女，却在到巴刹和小贩中心时拒戴口罩，她过后被逮捕并控上法庭。

主权国家我们听过，主权人或公民则属罕闻。原来主权公民之说正是源自美国。据研究，它始于1970年代，倡导者主要目标是反犹（太），因为这些人认为美国受到犹太人的控制。后来这股风潮也传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爱尔兰等地。其追随者认为他们有不受任何社会法律约束的“主权”，也有遵守或不遵守任何法律的选择权，因此可以拒绝政府的法令、警察的执法以及任何其他的权威。

据报道，这位“主权”妇曾在澳洲生活长达20年，也许因此思想上受到荼毒也未可知。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以个人主权之名，拒受任何法律约束时，还有什么社会秩序可言？即使在美国，这也是要不得的。因此，主权公民运动的成员被联邦调查局视为反政府极端主义者，他们的行为是国内恐怖主义。

大多数美国人虽然不至于这么极端，但把个人自由放在群体利益至上者却大有其人。他们发起示威游行抗议，反对各种阻断措施。有些人还到处散播阴谋论，说冠病根本就是假的。特朗普说那只是一场小感冒。当然，特朗普一直把冠病轻描淡写，有他的政治目的。但总统个人的言行，无疑加大了社会的分歧和信息的混乱，无法采取一致的抗疫措施，导致局面失控。

反之，在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民众大体上都能配合政府的措施，抗疫“绩效”也相对有效。这或可说明，一个社会不管奉行什么制度，具备足够强大的群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在碰上诸如冠病疫情这样的危机时，群体意识尤其重要；否则，其结果就会像美国，在莫衷一是中让整个局面失控。

另一种价值观的碰撞，是中央集权制对分权制。虽说这是政体的差别，但背后很大程度上也是价值观的不同。选择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认为，权力必须集中才能有效治国，采用分权制的国家则认为，权力不能过于集中，必须有制衡的机制，以防独裁。

在冠病疫情的管控上，政体这个层面上的差异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比方说，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和德国，和实行比较集中制的法国，管控疫情的绩效也有差别。法国实行的是半总统半议会民主制，根据新宪法，总统具有很大权力，有权力解散国民议会，组织全民大选，以及在国家非常时期采取必要措施的全权。

所以，在出台管控措施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步调一致。美国和德国是联邦制，联邦内的各州州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我们看到，不同的州有不同的应对措施，有的紧有的松，有的严令民众出门要戴口罩，有的则不把口罩当回事。

在美国，除了各州州长各有主张，还参杂了共和与民主两党斗争的因素，民主党人当州长的州属都一致要民众戴口罩，共和党人统治的州属则反对戴口罩。德国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也因为各州无法有一致的抗疫共识而使疫情反反复复。为了预防来临的圣诞节出现疫情全面反弹，德国总理默克尔只能苦口婆心，劝请各州州长尽力达致共识，采取一致的限制措施。

不同制度在管控疫情上出现的不同“绩效”，很自然引起人们关于哪种制度更加优越的讨论。比方说，是法国的制度好呢，还是德国的制度好？结果恐怕难有定论。因为，在一个面积相对广袤的国家，各地疫情不同，由各州政府因地制宜有灵活和快速的优点，但要全国达致共识就困难重重。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一度感觉良好，觉得法国制度比德国优越，但事实证明，法国制度也有其缺点，那就是层层下达，层层上报，往往延误时机，使防疫措施失去了有效性和灵活性。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国人和德国人的群体意识还是有差别的。

也有人作更极端的比较，比对中国和美国，认为中国的集权制是比较优越的。的确，在碰到像冠病疫情这种大危机的时候，中央集权制是很管用的。一声令下，武汉封城，谁敢说个不字？但中国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要把个人自由摆在第一位的西方人接受这种非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制度也有其缺陷，比方层层下达，如果决策错误，要扭转也非常困难。层层上报，也出现了瞒报、迟报的弊端，延误应对时间。此外，这种制度也必须建立在真正能任人唯贤的基础上，否则，一出现独裁，后果也不堪设想。

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切不等于是制度决定论，每一种制度都各有其优缺点，最终的政治绩效如何，关键还是在于运转制度的人。理论上不管制度多么优越，若缺少有治国能力的人来运转也是枉然。

比如，美国和德国在应对疫情的绩效上就不可同日而语。关键就在特朗普不是默克尔。比对两国的绩效，凸显的更多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无能。若比对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则凸显的是当今中共的治国能力。撇开意识形态不谈，由此可见，不管什么制度，决定绩效好坏的，最终关键在于是否有强大治国能力的政治领袖和治国团队。所以，选贤任能殊为重要。

揆诸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何其不然！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