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本的生活节奏与秩序，而在经济民生倒退背后，或许鲜有人尚存余暇关注性别平等问题。然而日前联合国妇女署则在多个场合指出，疫情下令性别平权倒退回25年前的水平，问题的严重性实在不容忽视。

联合国妇女署在周三（25日）刊文提到新冠疫情有碍性别平权，甚至对过去争取的平权结果有所侵害。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主任安思齐在18日亦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甚至让我们在过去数十年来迈出的步伐出现停滞或倒退”。联合国妇女事务副执行主任巴蒂亚（Anita Bhatia）甚至担心，过去25年为女性争取来的平等，或在一年内消失。

该署指出，由于传统观念中女性仍是照顾家人的主要责任承担者，所以受疫情影响停课、停工让不少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照顾家人的工作。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多数妇女职业收入都较丈夫低，所以当照顾家人的工作增加之后，被迫放弃工作回家的往往是女性。

疫情爆发之前，全球无偿家务便有约四分之三为女性承担，而在疫情后妇女们承担该类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一倍。家务工作的增多，仅在9月就让美国有86万女性离开职场，而男性则只有20万。女性在疫情下承担了更多家庭照顾责任，而不得不退出职场，这正是这场疫情对男女平权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可见原本就并未达致两性完全平权的社会正在疫情下逐步退回“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结构。

此外，根据德国经济学家Michèle Tertilt的研究，过往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潮中，通常男性受影响更大。这是因为较多男性从事的建筑体力工作往往在经济衰退中裁员更多。然而这次疫情下失业率反常地表现为女性更多，这更体现出原本社会职场女性天花板的存在，让男性占据了更多主要职位，在疫情下让女性成为被迫放弃工作的一方加深了平权困难。

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香港性别平权受疫情影响的直接调查，但透过不少其他有关妇女与家务安排的调查，仍能看出香港妇女在疫情下受家庭限制与压力的增多，显示香港并不能在此问题上置身事外。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早在2019年7至10月曾进行家务性别分配比例的调查，发现逾8成家务项目上都由女性主责。这一方面说明香港本身就存在妇女需更多负担家庭事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在疫情下加重了妇女的家庭角色并造成其困扰。该会在今年的网上小组访谈发现，不少受访双职妇女直言疫情令她们压力更大，其中以“处理子女状况”及“不停煮食”最令她们感辛劳。

香港文职及专业人员总会妇女事务委员会于今年8月对香港女性进行的问卷调查亦显示，高达97%受访女性表示在疫情期间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当中近七成更认为自己压力增幅颇大。而对于压力增加的来源，相对于近五成的财政压力，有近七成受访者都认同照顾家人的压力大增，主要原因在于与家人摩擦增加、在照顾长者和协助子女学习方面有困难。

对此，无论是考虑到疫情下妇女的压力与精神健康，还是考虑到长远的性别平权问题，社会都应正视疫情下让女性更多困守与传统家庭角色的问题。短期来说政府可为妇女提供线上线下的情绪支援、安排网上亲自活动等调节她们在疫情下陡增的压力，并可考虑增加更多的切实支援服务，包括在物资分配上、网络教学支援上等予以妇女更多支援。

不过，为了从根本地扭转“女主内”的主流印象与现实，以及将妇女从工作与家庭的双职中解放出来，香港未来还要制定对女性更友好的职场条例，比如完善家庭岗位歧视条例的相关定义与罚则，让这一条例可以更清晰更可用地为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职场人士充权。

疫情当下，社会被各种难题所困扰，女性的困境似乎显得不那么起眼。然而，在全球战疫的过程中，不管是医疗前线的女性工作者，还是默默在家中守护好每一个家庭单位防疫工作的女性，都为防疫工作作出了贡献。然而她们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和危机？我们正应回应以倾听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