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温德·苏巴马廉

一旦美国候任总统拜登的政府作出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留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尝试重启世界贸易组织这些相对简单的决定，它将面临三大外交政策难题，而它们按重要性排序是：中国、中国和中国。

拜登的困境在于，中国已变得太离经叛道，美国无法与之充分合作；中国已变得过于庞大，难以遏制或忽视；两国联系过于紧密，美国无法与之脱钩。那么，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接触应遵循什么原则呢？

20年前，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它将在经济和政治上开放，同时维持良好的国际行为。根据2001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所体现的隐性契约，世界各国承诺保证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作为回报，中国将使其经济更加开放透明，并遵守国际规则。

但是，自那时起，中国不仅仅是变得更加富有，成为一个更大的贸易国，还发生了其他变化。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位毛泽东式的独裁者的领导下，中国否定了邓小平的三个指导原则：国内政治坚持集体领导、稳定的经济开放和依靠市场力量，以及与各国和平合作。相反，习近平的专制政权正在建构一种全新的内向型国家资本主义，而它对台湾、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日本等邻国构成威胁。

换句话说，世界各国对中国是看走了眼。即使中国遵守了涉及货币、知识产权等合约的条款，也已违反合约的精神。因此，拜登政府和世界各国有权重新谈判相关协议。

中国14亿公民有权追求繁荣与安全，美国和其他国家无权阻挠中国的经济崛起。同样，中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寻求平衡。但是，在顾及这些限制条件的前提下，为应对现实中的变化，美国可以而且应该修改这一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合约。中国越是遵守规则，这样的修订就越有利于能够与其进行贸易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中国不再是贫困国家，但按照全球贸易规则，发展中国家地位让中国仍享有优惠待遇。我们必须撤销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其次，中国通过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特别是2004年至2010年），人为地保持了其经济竞争力，这一行为已背离了最初的合约精神。这一问题消失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又开始出现。

世界各国必须通过编纂和执行有关汇率操纵的规则来应对。在像中国这样国有企业和实体企业界限模糊的国家，应扩大“过度”干预的定义，将国有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外汇购买包括在内。

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规定了中国国有企业的义务。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在习近平领导下，发挥了更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作用，这些规则必须加以调整、收紧，并使之更具司法效力。例如，在海外投资方面，中国声称政府与国有企业界限分明，因为后者是按照商业原则运营的，世界各国应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证明这一点的举证责任应由中国承担。

至于外来投资，基本目标应是确保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新规则不仅应涵盖明确的国家政策，还应涵盖国有企业的行为，以及更多的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和做法。

然而，拜登必须先说服中国同意重新谈判这一合约。立即取消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所有单边关税，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拜登政府还可以通过批准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的人选、恢复其上诉机构，为该组织提供迅速及时的支持。美国也可以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并结束西方国家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的垄断。

除了改善合作氛围，拜登还必须考虑可用的战术：单边主义、多边主义和区域路线。理论上，拜登可以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走得比特朗普更远，通过恢复加入世贸组织前的规则恐吓中国。根据这一策略，反复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盛行的国会将每年审查中国的市场准入。

然而，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查德·鲍恩（Chad Bown）所指出的，即使是更为有限的特朗普战略也失败了，因为世界已变得过于依赖中国，无法接受针对中国的限制性贸易行动。此外，成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全球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将遭到重创，毁掉半个世纪的国际努力。

拜登还可以选择多边主义，作为复兴世贸组织计划的一部分，与中国重新进行谈判。特朗普对世贸组织怀有敌意，是世贸组织陷入困境的主因。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国必须同意其中发生的任何改变。

因此，拜登政府必须考虑特朗普于2017年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所放弃的区域路线。重新加入TPP的后续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将使美国能够更深入地与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欧洲国家融合，从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对中国造成实际的排斥成本。

这一战略具有多项优势。它将创造一个完善而非破坏国际贸易体系的贸易区，而且此举不会遭到中国的否决；事实上，因为不想被排除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之外，中国可能会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但是，加入CPTPP绝非易事：美国须要进一步开放贸易，而当前的国内情绪可能不允许这样做。

最近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一项包括中国在内的泛亚自由贸易协定，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本文建议的方法。但是，相对于中国，亚洲国家的选择更少：它们更依赖中国，与中国的融合程度更深，而特朗普在2017年拒绝TPP让它们在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上，失去了一个支柱。在后特朗普时代，考虑到中国越来越自信，亚洲国家可能会同意，甚至暗中希望欧美重置与中国的关系。

无论如何，拜登都不应抱有幻想：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容忽视，而要解决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绝非易事。美国和世界各国应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

作者Arvind Subramanian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现为印度阿育王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霸权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英文原题：America Should Rewrite the China Trade Contract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拜登政府必须考虑特朗普于2017年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所放弃的区域路线。重新加入TPP的后续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将使美国能够更深入地与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欧洲国家融合，从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对中国造成实际的排斥成本。